“谪仙”,由天上仙境(上海)到落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们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繁华是她们,而纽约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公主”,到纽约却变成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日》)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那个时代中国人到国外成为“世界人”时候,他们困境基本是致。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时候,是持种强烈国族(中国)立场,站在中国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美国大都会中国人,遭遇是种放逐,种谪仙,和种人生巨大落差。《台北人》中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结果,们从中看到是同个国度中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群)命运;到《纽约客》中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结果,可反映却是同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边,同情那些来台大陆人话,那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谪仙”们,寄予深深悲悯。值得注意是,当《谪仙记》中李彤辗转在个又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性消费品时候,其中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占有,也就带有文化征服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深切悲悯,正体现出他国族(中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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