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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天，我从退伍军人助学金中支了一笔钱，然后去了丹佛，想在那里定居下来。我象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样，住在美国的中部。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芭比·罗林斯，雷·罗林斯，蒂姆·格雷，贝蒂·格雷，罗兰·梅奇，狄恩·莫里亚蒂，卡罗·马克斯，埃迪·邓克尔，罗伊·约翰逊，汤米·斯纳克，这些人一个也没有。我终日徘徊在卡尔提斯街和拉瑞默街，有时到水果商场找点活干。1947年我曾经在那里干过活，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工作。我和几个日本小伙子必须用一个撬扛把一只装满西瓜的大箱子搬到100码以外的铁路上，而每拉一下只能移动四分之一英尺。我们不断把箱子从结冰的冷藏室里搬到强烈的光下，一冷一热，禁不住直打喷嚏。上帝啊，真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而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慢慢地走过温得萨旅馆，狄恩和他父亲在大萧条的30年代就住在这里。我四处搜寻着想象中的往昔那个可怜的带着传奇色彩的白铁工的影子。
夜晚，丁香花的气息扑鼻而来，我漫步在第27街和丹佛的黑人聚居区，全身的肌肉隐隐作痛。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病人。对我来说，白人中最好的工作也太不够味，没有乐趣，缺少刺激。在一个小饭馆里，有人在卖用纸包皮着的又热又红的辣椒干。我停下来买了一点儿尝尝，然后继续在神秘的夜色中行走，我希望我是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是一个穷困、勤劳的日本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但我现在却令人沮丧的只是一个“白人”。我的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实现白人的抱负，这就是我要抛弃象特里这样的好姑娘的原因，从路旁的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宅的游廊里，传来轻声的低语，偶尔有几个肉感的姑娘迈着黑黑的大腿从玫瑰树后面走过，不时闪过几张黑色的面孔。孩子们则坐在躺椅里，象老人一样。一群黑人妇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一位象是她母亲的老妇，冲着我跑了过来。“您好，乔！她猛然发现我不是乔，便羞涩地跑了回去。我真希望我就是乔，但我只是我，索尔·佩拉提斯。在这个温柔的难以忍受的夜晚，无精打采地徘徊在平静的夜色中，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快乐、真诚、热情奔放的黑人。这些不饰边幅的邻居让我想起了狄恩和玛丽露，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这些街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呀。
沿着第23街往下走，一群孩子正在进行一场垒球比赛。巨大的照明灯照亮了整个球场，每个人都很卖力。参加这个奇怪的球赛的人五花八门，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纯种的印第安人，这些小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