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我说，‘对不起，但我一向是要事先了解是谁赏光要我出诊，病号的情况如何的。’
“回答的是第二个说话的人。‘医生，你的病家是有地位的人。至于病人情况，我们信服你的医术，用不着我们介绍，你自己会知道的。行了，请上车吧！’
“我无可奈何，只好服从，一言不发上了车。两人也跟着上来了——第二个人是收了踏脚板跳上来的。马车掉过头，用刚才的速度飞驰而去。
“我是按实际情况复述这次谈话的，字字句句都如实记录，
“我，不幸的医生亚历山大-曼内特，波维市人，后居巴黎，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个月在巴士底狱凄凉的牢房里写下这份悲惨的记录。我打算把它藏在烟囱墙壁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下了极大的功夫才挖出了这个隐藏之地。在我和我的悲哀都归于尘土之后也许会有人怀着怜惜之情在这里找到它。
“我是在被幽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用生锈的铁尖蘸着从烟囱刮下的烟炭和木炭末拌和了我的血很吃力地书写的。我心里已不再存有希望。我从自己身上的可怕征兆看出，我的神智不久即将遭到破坏。但我庄严宣布我现在神智绝对清楚，记忆完全准确，我所写下的全是事实，我可以在永恒的审判席位上为我所写的最后记录负责，无论是否有人会读到它。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第三周一个多云的月夜（我想是二十二日夜），我在塞纳河码头边一个行人已稀的地点散步，想借霜冻的空气清凉一下。“那地方距我在医学院街的住处有一小时路程。这时一辆飞驰的马车从我身后赶来，我怕被它撞伤，急忙闪到路边，让它过去，车窗里却伸出一个头来，一个声音命令车夫停下。
“车夫一收马缰，车停下了，刚才那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答应了。那时马车已在我前面颇远，在我走到车前时，两位绅士已开门下了车。我观察到两人都用大氅裹紧，仿佛不愿叫别人认出。他俩并排站在车门边，我观察到他们跟我年纪相仿，也许略小一点，而且两人的高矮、神态、声音和面貌（就我所能看到的部分而言）都十分相像。
“‘你是曼内特医生么？’一个说。
“‘是的。’
“‘曼内特医生，以前住在波维，’另一个说，‘年轻的内科医生，最初原是外科专家，近一两年在巴黎名气越来越大，是么？’
“‘先生们，’我回答道，‘我就是曼内特医生，你们过奖了。’
“‘我们到你家去过，’第一个说，‘运气不好，没找到你，听说你可能往这个方向走，便跟着来了，希望能赶上你。请上车吧！’
“两人架子都很大，一边说话，一边走了上来，把我夹在他们和马车车门之间。两人都带着武器，我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