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他曾给我钱，我都拖延不肯接受。现在他又递给我一纸筒金币，我从他手里接下，却放到了桌上。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什么也不收。
“‘请原谅，’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收。’
“两弟兄交换了一下眼色，却对我点了点头，因为我正在对他们点头。我们分了手，再也没有说话。”
“我很厌倦，厌倦，厌倦-一痛苦使我憔悴不堪。我无法读我这只瘦骨嶙峋的手写下的文字。
“清晨一大早那筒金币又装在一个小匣子里放在了我的门口，外面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在焦虑着该怎么办，那天我便决定写封私信给大臣，把我所诊治的两个病号的性质和地点告诉了他。实际上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
仔细地把了把脉，摸了摸胸口。还活着，但也只是活着而已。我回到座位上回头一看，两弟兄都在注视着我。”
“我写得非常吃力，天气很寒冷，我非常害怕被发现后关到漆黑一团的地牢里去，因此，我得压缩我的叙述。我的记忆没有混乱，也没有失误。对我和那两弟兄之间的对话，我能回忆起每一个字和每一个细节。，
“她拖了一个礼拜，在她快死的时候，我把耳朵放到她的唇边，听见了她对我说的一些音节。她问我她在哪儿，我回答了；她问我是谁，我也回答了。我问她姓什么，她却没有回答。她在枕上轻轻摇了摇头，跟她弟弟一样保守了秘密。
“我告诉那两弟兄她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再也活不到一天了。这时我才有了机会问她问题。在那以前，除了那个妇女和我之外再也没有让她意识到还有别人在场。而只要我在场，那两兄弟总有一个警惕地坐在床头的帘子背后。可到那以后，他俩对我可能跟她说些什么仿佛已不在乎了。一个念头闪过我心里：我大约也快死了。
“我一直感到两弟兄都以弟弟曾跟一个农民（而且是个少年）决斗为奇耻大辱。他们唯一关心的好像只是这事非常有辱门风，荒唐可笑。我每一次看见那弟弟的眼光都感到他很憎恶我，因为我听见了那少年的话，知道了许多内情。他比他哥哥对我要圆滑些，客气些，但我仍看出了这一点。我也明白我是那哥哥心里的一块病。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从我的表看，跟我初见她的时刻几乎分秒不差。她那年轻的悲伤的头轻轻向旁边一歪、结束了她在人间的冤屈与悲痛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
“那两弟兄在楼下一间房里不耐烦地等着，他们急着要走。我一个人坐在床前时就已听见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踱来踱去。
“‘她终于死了么？’我一进屋哥哥便说。
“‘死了，’我说。
“‘祝贺你，弟弟，’他转过身子说出的竟是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