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
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谑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z.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