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皇帝的文化，皇帝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奴性的文化，奴性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欲媚”的文化，所以，“宫中尚促织之戏”这个开头一点都不大，在“岁征民间”之后，它恰如其分。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只能是按部就班的。你逃不出去。这也是命运。
鲁迅在他的个人思想史上一直在直面一个东西，那就是“国民性”。面对国民性，他哀，他怒，但“国民性”是什么？在我看来，蒲松龄提前为鲁迅做了注释，那就是“欲媚”。我渴望媚，你不让我媚我可不干，要和你急，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内心机制，很有原创性和自发性。它是恶中之恶，用波德莱尔略显浪漫的一个说法是，它是一朵散发着妖冶气息的“恶之花”。因为“欲媚”是递进的、恒定的、普遍的、难以规避的，所以，在《促织》里，悲剧成了成名人生得以进行的硬道理。
说到这里我也许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那就是如何：我们要解决两个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能看到小说内部的大，同时能读到小说内部的小。只盯着大处，你的小说将失去生动，失去深入，失去最能体现小说魅力的那些部分；只盯着小，我们又会失去小说的涵盖，小说的格局，小说的辐射，最主要的是，小说的功能。好的读者一定会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看大局，一只眼盯局部。
在我看来，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这是一句套话，说的人多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苍山是如何绵延的，波涛是如何汹涌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小说的内部了，小说的主人公，那个倒霉蛋，成名，他终于出场了。我说成名是个倒霉蛋可不是诅咒他，蒲松龄只用一个小小的自然段就把他的命运一下子摁到了底谷。成名是个什么人呢？蒲松龄只给了他四个字，“为人迂讷”。“为人迂讷”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说明不了。没听说“为人迂讷”就必须倒霉，性格从来就不是命运。问题出就出在《促织》开头的那个“里胥”身上，里胥是谁？蒲松龄说了，“里胥猾黠”。猾黠，一个很黑暗的词，——当“迂讷”遇见了“猾黠”，性格就必须是命运。
可以说，小说的一开始是从一个低谷入手的。成名一出场就处在了命运的低谷。成名被里胥报了名，捉促织去了，在这里，“滑黠”就是一片乌云，它很轻易地罩住了“迂讷”。“滑黠”一旦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