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里静悄悄的。学生们发出了均匀的鼾声，他们早睡熟了。现在，只有他们两人，还小声地喁喁谈心……高邦晋白天里的那种戒备情绪，完全消逝了。他显得热情奔放，见着余新江，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说，他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在报上公布了中美合作所秘密监狱的消息。事前，他为了防避敌人的突击检查，打清样时，没有拼排这些消息。等新闻处审完稿，报纸付印时，临时抽掉几条新闻，把它登了出来。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报纸独家刊载了“工人告全市同胞书”。这篇稿子，也是他到工厂采访时带回报社的。他被捕以后，受过几次毒刑，一是因为他事先保护一个叫陈静的女记者出走，事后又拒绝写信诱捕她；二是因为他拒绝说出那些消息的来源。
说完这些，高邦晋迟疑了一下，觉得可以大胆行事了，他机警地靠近余新江的耳边，用一种十分自信而且紧急的语气坚决地问：
“同志，我要找监狱党的负责人，必须找负责人。你能帮助我吗？”他这样做，似乎鲁莽冒险，但这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因为，用旁敲侧击等等老办法，都无从避免对方的警惕，所以特别顾问决心采取新战术，要他充分利用余新江思念母亲的情绪，在毫无思想准备的瞬间，突然地大胆突破对方的防线。只要运用得当，便可以迅速成功。
余新江想不到高邦晋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惊，立刻镇定下来，反问道：“老高，你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吗？”
“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前面，告诉地下党，否则，地下党几天之内就有遭受破坏的最大危险！但是，我的情报只能让监狱党的负责人知道，才能
不止一个厂的人。许云峰同志在煤矿也工作过。消息传到了那里，矿上派人到厂里去联系过，把工厂里的枪支也拖走了一批。”
“有这样的事？”
“全厂都闹翻了，可是敌人有什么办法？从厂里进进出出的运煤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重庆附近大大小小的煤矿，也不知道有多少……”高邦晋说得高兴，轻轻地笑了起来。
余新江感到兴奋，工厂里的斗争不仅没有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同志们斗争得多么巧妙，敌人连一点影子也抓不到。可是，他很快又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来，忽然问道：
“老高，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记者，和工人熟悉。”
“余大妈现在的日子过得怎样？”余新江低声说：“她是我妈妈。”
“你就是余新江？”
“嗯。”
“呀！太巧了！”高邦晋兴奋地紧握着余新江的手说：“简直没有想到，会和你在牢房里见面！我在昏迷中，似乎听见有人叫你小余，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小余就是余新江，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