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