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名。[11]
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时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Tvardovsky)有过争执,头脑不怎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12]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部百科全书,把极权社会错综复杂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艰难:
但是有种看不见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威慑重量,它强迫他按它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心收缩,溶解他决心……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人,感到惊讶倒是另点:敢于发下火,哪怕是迸出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个表示抗议手势。[13]
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失策。他最自责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4]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同时被害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30000名犹太人大多数。
格罗斯曼死后,在他文件里发现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母亲,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另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除信还发现两张照片。格罗斯曼在第封信里写道:“总在想,你是怎样死,是怎样走到被害地方,想几十次,也可能想几百次,杀害你那个人长得什样,那人是最后个见过你人。知道,当时你心里直都在想着。”[15]有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合影,照片上他还是个小孩儿;另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个德国党卫军军官尸体身上取下来,照片上是个大坑,坑里有几百具裸体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书中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AnnaSemyonovna)就是格罗斯曼母亲形象,她给儿子写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悲叹之声中,不知道有哪个比这封信更令人动容。[16]
格罗斯曼也许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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