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们谈话的一些人微微笑着，克雷莫夫又感觉他的话里有令人不快的怜悯与嘲笑的意味。克雷莫夫平时跟队列指挥员的关系很好，跟参谋人员的关系也完全过得去，而跟自己的同行政工人员相处，往往感到很不痛快，常常不能以诚相见。现在这位师政委就使他很不痛快：才上前方没有几天，就自以为是老战士了，恐怕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入党的，也许还不知道恩格斯是什么人呢。
但是，看样子，克雷莫夫也有什么地方使师政委很不痛快。克雷莫夫一直有这种感觉。在副官给他安排住处的时候，请他喝茶的时候，都是这样。几乎每一个军事部门都有自己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对人对事作风。罗季姆采夫师部里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年轻将军为荣。克雷莫夫做完报告以后，大家就开始向他提问题。坐在罗季姆采夫旁边的师参谋长别尔斯基问道：
“请问，作报告的同志，同盟国究竟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场？”
师政委半躺在紧靠管道石壁的窄窄的床铺上，坐起来用手扒了扒干草，说道：
“别着急。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我们的指挥部准备怎样行动。”
位营政委的到来，就有一个低沉的嗓门儿说：
“叫他上这儿来吧，要不然还尝不到这儿的滋味呢。”
克雷莫夫在低低的拱顶下走着，感到指挥所里的人都拿眼睛看着自己，就向胖胖的团政委作了自我介绍。团政委穿着士兵棉军装，坐在罐头箱子上。
“啊，能听听报告太高兴啦，这可是好事儿，”团政委说，“要不然，我们听说，马内尔斯基，还有什么人，来到左岸，可是不打算上斯大林格勒我们这儿来呢。”
“另外，我还接受政治部主任的委托，”克雷莫夫说，“来解决步兵团团长和政委之间的事。”
克雷莫夫很不高兴地瞟了师政委一眼，说
“我们有过这样的事儿，”师政委回答说，“不过昨天已经解决了：有一颗一吨的炸弹落在步兵团的指挥所上，炸死十八个人，其中有团长，也有政委。”
他用坦然而随便的口气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切都相反，就连外貌都截然不同：团长穿着朴素，他是农民的儿子；政委天天戴着手套，手上还戴着戒指。现在两个人躺在一块儿了。”
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与别人的情绪而不受情绪影响的人，这时急忙换了口气，用快活的声音说：
“我们师驻守在科特鲁班山下的时候，有一次我开着自己的汽车送莫斯科来的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尤金上前线去作报告。这位军委委员对我说：‘要是出什么差错，我砍你的脑袋！’我跟他受够了罪。一有飞机，我们马上就扎到排水沟里。我很小心，不想掉脑袋。不过尤金同志也很小心自己的性命，表现得很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