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十分高兴，就像一个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挂起壁毯。他一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能挨过去。要紧的是准备些吃的和烧的。”
他对我说，应当在隔离区办学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语，每节课报酬一碟子菜汤。我答应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鲍莉索芙娜常常叹气：“全完啦，咱们完啦。”可是一面这样，一面监视着大女儿柳芭，防备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块面包送给别人。柳芭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姑娘。妈妈喜欢的小女儿阿莉娅却坏到了顶点：又厉害，又多疑，又小气；常常骂父亲，骂姐姐。战争前夕她从莫斯科到这儿来探亲，就待在这儿没有走。
我的天，这周围多么穷啊！要是有人说犹太人有钱，说犹太人总是攒着钱准备过灾难的日子，那就请他上我们旧城区来看看吧！灾难的日子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了。要知道，在老城里不光是带着十五公斤东西搬来的人，这儿还有长久的住户，有老匠人，有工人，有护士。他们住得多拥挤呀！吃得多么坏呀！更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坯房！
维坚卡[18]，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坏人—这些人又贪婪，又狡猾，甚至时时刻刻准备出卖一切投靠敌人。这儿有一个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从波兰一个小城来到我们这里的。他戴着袖章，常常跟德国人一起进行搜查，参加审讯，和乌克兰警察一起喝酒，他们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钱，要东西。我见过他两次。这人高高的个儿，非常漂亮，穿着讲究的奶油色西装，就连缝在胸前的黄色六角星，也显得像黄黄的菊花。
不过，我还想对你说说别的事。我以往从来没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我从小就生活在俄罗斯朋友的圈子里，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的全俄代表大会上，我同观剧的代表一起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万尼亚舅舅》流下眼泪。当年，维坚卡，当我还是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时候，我们家要动身迁往南美洲。我对爸爸说：“我决不离开俄罗斯，要不然我就投河。”所以我就没有走。
在这灾难的日子里，我心中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母爱。以前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爱。好孩子，我觉得这种爱就像我对你的爱。我常常上病人家里去，小小的屋子里往往挤着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在人的眼睛里寻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内障症候。现在我不能那样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维坚卡呀，都是美好的心灵！这是悲哀而善良，苦难而乐观，屈从于强权压制而又超越了强权的心灵。维佳，这是多么刚强的心灵！
你要知道，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