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克雷莫夫来到“街垒”工厂，古尔季耶夫上校的西伯利亚步兵师驻守在这里。
他越来越怀疑他的报告是不是有用。有时他觉得，大家听他的报告完全出于礼貌，就好像不信教的人在听老神甫布道。不错，大家都欢迎他来，但他明白，大家欢迎他，是出于人情，而不是欢迎他作报告。他也成了那些舞文弄墨、游手好闲妨碍别人战斗的军队政工人员之一。只有那些不询问、不解释、不做冗长的汇报、不进行宣传，而是参加战斗的政工人员，才是真正称职的。
他想起战前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情形，像钻研宗教语录那样钻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和学生们都觉得枯燥得要命。
但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枯燥乏味的事属于常规，是免不掉的。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干这种事就很荒唐、没有必要了。这有什么意思呢？
克雷莫夫在师部的掩蔽所门口碰到古尔季耶夫，却没有认出这个瘦瘦的人就是师长，他穿着毡靴，披着不合身的士兵短大衣。
，又说：
“您也许在想，我会骂娘了吧？”然后笑起来。“骂娘算什么？我天天骂他的娘。整个前沿阵地我都骂遍了。”
“是啊。”克雷莫夫拉长声音说。这个“是啊”的意思，显然，是人的尊严在斯大林格勒这块土坡上并不经常被看重。然后古里耶夫议论起报纸的作家们为什么写不好战争。
“这些狗崽子躲得远远的，什么也看不到，坐在伏尔加那边的大后方，在那里写。谁招待得好些，他们就写谁。瞧，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人们读了一百年，今后还要读一百年。为什么？因为他亲自参加，亲自战斗过，所以他知道应该写什么人。”
“对不起，将军同志，”克雷莫夫说，“托尔斯泰没参加过那一次卫国战争[56]呀。”
克雷莫夫在宽敞而低矮的掩蔽所里作报告。自从他到斯大林格勒以后，从来没有像这回这样猛烈的炮声。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大声叫喊。
师政委斯维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声音洪亮，富于风趣。在报告开始之前，他说：
“为什么要限定听报告必须是高级指挥人员？来，地形测绘员同志们，警卫连没有事的战士们，不值班的电话员和通讯员同志们，都来听听国际形势报
“‘没参加过’是什么意思？”将军问。
“意思很简单，就是没参加过，”克雷莫夫说，“和拿破仑打仗的时候，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呢。”
“还没有出生吗？”古里耶夫反问了一遍。“怎么会没有出生呢？嗯？您是怎么算的？”
于是他们忽然很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克雷莫夫到这里作报告以来发生的第一次争论。他感到吃惊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对方说服。
五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