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一会儿，又换了另外一种口气说：
“老兄，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难道不明白吗，嗯？”
但是别廖兹金没有明白。
他的脸通红通红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着皮沃瓦罗夫。
这一天，战争带着一股顽强的劲头撞击着生病的团长的掩蔽所。从夜里起，几乎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偏偏别廖兹金掩蔽所里的电话一直很正常，各处都通过这条线打来电话：接通师部，接通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和古尔耶夫师的一位团长通话，还有别廖兹金手下的营长鲍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掩蔽所里一直有人来来往往，门不停地吱扭着，格鲁什科夫挂在门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响。从清早起，人们就惶惶不安，等待着。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大炮懒洋洋地发射着，飞机稀稀拉拉、漫无目的地胡乱扔着炸弹，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产生了极其苦恼的认识，认定德国人要发动突击了。这一苦恼的认识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样折磨着“6—1”楼房里的人，折磨着一大早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边喝酒为自己过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长。
”皮沃瓦罗夫想道。“也许是他不走运，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很想做个决定，该不该把生病的团长送进卫生营。他好不容易回到团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点被德军的迫击炮打死），对士兵格鲁什科夫说，卫生营里没有任何条件为病人治病。到处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纱布、绷带、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鲁什科夫听到政委这样说，就说：
“当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里总要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在那儿简直就分不清，谁是团长，谁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于是，按军衔应该躺在地上的格鲁什科夫说：“是啊，这怎么像话呀。”
每次在别廖兹金的掩蔽所里谈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别可笑的事的时候，大家都要回头看看团长：难道他连这都听不见吗？
连长赫连诺夫因为夜里伤了风，用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他的地下指挥所里走出来，蹲在石头上，听听德国佬有没有什么动静。忽然空中响起又生气又发狠的声音：
“唉，赫连[10]，怎么连灯也不
“团长说什么了吗？”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鲁什科夫摇了摇手，“政委同志，他哪儿还能说什么，给他送去妻子的来信，信还放在那儿，他连看也没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他病成这样啦！连信也不看，这事儿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别廖兹金面前，一本正经地用提醒的口吻说：
“别廖兹金同志，您的夫人来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