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杯叮当响，铁茶缸叮当响，干杯的人哼哧着，还把头直摇晃。
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在战前把他们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聚在一起饮过酒，没有互相拍过肩膀，没有说：“喂，你听着，我来对你说说。”但是在这里，在炸毁的发电站和燃烧的土地下面，却产生了纯正的兄弟情谊，为了这种情谊不惜牺牲生命。担任夜间打更的一个白发老头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儿，在g,m前察里津的一家法国工厂里，小伙子们很喜欢这支歌儿。
他唱得很清脆，很响亮，依然是年轻时候的声音，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年轻时的声音太陌生，所以他听着自己的声音露出好笑和惊讶的神气，就好像在听别人唱。
还有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他只知道自己心里还非常痛苦。他知道，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痛苦。不论他听说她心情愉快，无牵无挂，不论他听说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样难受。
斯皮里多诺夫说了说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形，又说了说谢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点头，小声嘟哝着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们走，”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家里去。我现在没有别的家了。就这儿是我的家。”
油灯的亮光照不亮摆满了床铺、橱柜、电话机、玻璃瓶和一袋袋面粉的地下指挥所。在贴墙的板凳、床铺、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闷的空气中回响着嗡嗡的说话声。
拉，说她在几天以前终于离开发电站，上伏尔加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是个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问道：
斯皮里多诺夫给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饭盒盖子里斟满酒精。大家都安静下来，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沉而严肃，毫无担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脸，心里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这儿。最好也给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经饮完了他应该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克雷莫夫心想：“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亚欣那样发表长篇大论了。”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拿酒杯在空中画了一个“8”字形，说：
“来吧，伙计们，干杯。祝大家节日快乐。”
“叶尼娅怎么样，还活着吗，在哪儿？”
“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着克雷莫夫，又说：
“这可是最要紧的：活着！”
“是的，是的，当然，这是最要紧的。”克雷莫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