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格琳娜是一个聪明女子，她不会倒霉的。”
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什么感情也没有。一些很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磨难、自由、爱情、女人的忠贞、痛苦，他都无法理解。他说起他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头几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兴奋的意味。
“那时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他说。
至于克雷莫夫一生的所作所为，他认为那属于宣传范畴。
他说过斯大林：
卡茨涅林鲍肯耸了耸肩膀，说：
“您要是看看劳改队怎样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着。头顶上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周围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强大的力量。”
他劝克雷莫夫说：
“应该帮助侦讯员，他是新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如果帮助他，给他指示，那也是帮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审。结果反正一样：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争论，他又说：
“敬佩斯大林，胜过敬佩列宁。他是我真正爱戴的唯一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当年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方案、在贝利亚手下主持北极圈大规模劳改营建设的人，如今在自己原来工作的楼房里，夜间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前去受审，为什么竟这样心平气和，处之泰然？而孟什维克德列林格用沉默对他表示不满，他却那样不安，那样难受？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怀疑起来。为什么他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那样愤怒、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情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1]嘛。”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经他审讯时认识的。他说起经他审讯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他说：“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这人挺讨人喜欢。”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他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搜集了不少珍本古书。他说了说他在被捕前不久搜集到的一部拉季谢夫文选有多么珍贵。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书交给列宁图书馆，那就好了，”他说，“要不然那些浑蛋会让那些书散失了，因为他们不懂书的价值。”
他的妻子是芭蕾舞演员。他担心拉季谢夫文集的命运，显然胜过担心妻子的命运。克雷莫夫说到这个想法，他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