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听着,怎么,我不是对你说话吗,跟你无关吗?”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帘,把电灯熄了,一道阴沉的晨曦射进克雷莫夫的眼睛。克雷莫夫自从来到卢比扬卡,这是第一次看见白天的光。
“一夜过去了。”克雷莫夫想道。他一生是否有过更坏的早晨?难道在几个星期之前是他无思无虑地躺在炸弹坑里,对他厚待的钢铁在头顶上呼啸着,他感到那样幸福和自由?
可是时间错乱了:他进入这个房间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却是刚刚过去的事。
窗子面对着内部监狱的天井,窗外光线灰沉,毫无生气,不像亮光,倒像脏水。一切东西在这晨光下似乎比在电灯光下更阴沉,更带有官气和敌意。
,回来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着。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从厕所里回来,侦讯员不见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佩戴着镶了红绦的蓝色大尉肩章。大尉用阴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干吗站着?”大尉说。“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家伙,干吗弓着背?等我给你两下子,你身子就直起来了。”
“一见面就这样。”克雷莫夫心里想道。他害怕起来,在战场上他都没有这样害怕。
“这一下子要来劲儿了。”他想。
不,不是靴子变小,是两脚麻木了。
在这儿怎么把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一九四一年被包围联系起来?是谁的手指头把不能连接的东西连接到了一起?这是为了什么?谁要这样?为什么?
他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过,以至于有时他忘记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觉不到他肿胀的两腿已把靴筒塞满了。
加肯、弗里茨……我怎么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是这样坐着,不过,不是这样:那时候口袋里有通行证。现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讨好所有的人,不论是开发通行证的办事人员,值班守卫,还是穿军服的电梯工。那一位侦讯员说:“克雷莫夫同志,请您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一心想讨好。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诚!啊,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来了!在这方面只要忠诚就行了!于是他表示了忠诚,他说出加肯在评价斯巴达克运动方面的错误,说他对台尔曼没有好感,说他想要稿费,说他在艾丽萨怀孕的时候和她
大尉吐了一个烟团儿,在灰色的烟团中响着他的声音:
“这是纸、笔。怎么,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喜欢侮辱克雷莫夫。也许,这是他的职责?要知道,在前方有时要炮兵对敌军进行扰乱性射击,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么坐的?你是上这儿睡觉的吗?”
过了几分钟,他又呼唤被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