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搭吨半载重汽车回斯大林格勒发电站,透过驾驶室的模糊的玻璃望着他就要离开的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他想着,在战前他的妻子就是走这条如今已是堆满瓦砾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着供电网,想着等到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新电缆,他已经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了;想着小外孙因为营养不足,胳膊和胸前出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道:“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好了,有什么了不起?”他想,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的,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奖章他就非常伤心,其伤心的程度竟超过离别这座他长期生活、工作,流着泪安葬了玛露霞的城市。他甚至因为得不到奖章懊恼得大声骂起来,所以司机问他: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您这是骂谁?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州党委啦?”
“是的,我忘记了,”斯皮里多诺夫说,“可是它没有忘记我。”
斯皮里多诺夫家几个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代替炸掉的窗玻璃的是胶合板和木板。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脱落了。饮用水要用桶提上三层楼。房间里生火的是用铁皮做的
为他听到不少有关什基里亚托夫的事情,他还是有点儿怕提出上诉。
他担心和怀疑的是,普里亚欣的面孔那样严肃,不仅是和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事有关系。普里亚欣当然记得,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自然不喜欢一个知道他和坐牢的克雷莫夫有多年关系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普里亚欣想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也不能帮助了。假如他这样做了,对他不友好的人(有权势的人周围总会有不友好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普里亚欣因为同情人民敌人克雷莫夫,竟帮助克雷莫夫的亲戚、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但是,很明显,普里亚欣不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显然,普里亚欣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已经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正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大概普里亚欣也知道,叶尼娅常和母亲通信,不久前还寄来自己给斯大林的申诉书的底稿。
在州党委会议散会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到小卖部去买乳酪和香肠,在这里碰见州保安局局长沃罗宁。沃罗宁带着好笑的神气看了看他,并且用好笑的口吻说:
“斯皮里多诺夫真是一个天生的好当家,刚刚受过严重警告处分,就做起家务事来啦。”
“一家人要吃饭呀,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做外公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笑了笑,是一种苦笑,无可奈何的笑。
沃罗宁也对他笑了笑,说:
“我以为你准备办移交呢。”
斯皮里多诺夫听了这话,心里想:“幸亏把我赶到乌拉尔去,要不然在这儿就完了。薇拉和小孩子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