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斯茅斯等等虚构的小镇皆来自这些旅行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
这段岁月是他生活中最为快乐的时光。虽然他的母亲在1921年5月不幸去世，但他并没有因此很受打击再度陷入自我封闭，反而在不久后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衣帽商兼业余作家索尼娅·格林。两人在1924年3月结为夫妻。随后，洛夫克拉夫特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普罗维登斯，搬去纽约与索尼娅生活在一起。但前往纽约对于他而言是个巨大转折。由于他的许多朋友都生活在纽约，因此在动身之前，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可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很快就遇到了财务方面的问题。在仅仅同居一年后，索尼娅就因为健康原因被迫搬去了克利夫兰，而洛夫克拉夫特则搬去了租金更加便宜的雷德胡克。那里的生活让他吃尽了苦头——他后来将这段窘迫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寒气》中。除开生活上的不便外，纽约多民族混杂的情景也强烈地挑动了洛夫克拉夫特的种族主义情绪，这使得他愈发讨厌起纽约来。也正是这些情绪塑造了像是《他》《雷德胡克的恐怖》这样充满了负面情绪的故事。
在1926年，他终于放弃了纽约的生活，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普罗维登斯。因而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何他会在1926年底开始创作《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并在文中如此不惜笔墨地叙述普罗维登斯的美好风光了。而在同时期创作的另一篇小说《梦寻秘境卡达斯》里，这种反思的情绪则表现得更加明显——故事的主角伦道夫·卡特从追寻一座梦中的“夕阳之城”开始，最终却发现自己渴望的正是故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整理总结了恐怖文学的发展历史，完成了著名的文史论述《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并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自此，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真正地脱离爱伦·坡与邓萨尼勋爵的影响，进入了最具独创性的阶段——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所熟悉的“克苏鲁神话”。在他的笔下，那些出没在哥特小说里的幽灵与鬼怪，逐渐让位给了来自宇宙、完全超出人类理解之外的奇异生物（《异星之彩》）以及未知神明与人类的混血怪胎（《敦威治恐怖事件》），或是潜伏在群山之中的外星智慧生命（《暗夜低语者》）——它们是如此的前所未闻，离奇怪诞，却又牢牢地把握住了恐怖文学的根本。
随着1929年大萧条带来的冲击逐渐显现，洛夫克拉夫特的视角也不再局限于新英格兰一隅，更开始思考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他经常与朋友们写信就文明的发展展开讨论。而受到“罗斯福新政”与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