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正如某些盲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脸部表情，奥斯曼大师的眼睛也不自觉地露出了老人的喜悦。我滔滔不绝地赞美年老的大师，一会儿洋溢着真心诚意，一会儿又忍不住内心对瞎子的厌恶，反感得
鼻骏马，更教导他们的漂亮学徒跟着做，用‘前辈大师就是这么画的’鼓励他们。于是，就这样，即使蒙古人和他们的精干马匹早已离开了波斯及阿拉伯土地，即使断垣残壁的城市早已展开新的生命，过了世世代代，有些画家仍然继续依此法画马，坚信它是标准的形式。我也确其中的一部分人，浑然不知蒙古骑兵的胜利，更不晓得他们坐骑的裂鼻仍旧依照我们在画坊里的方式画马，并坚持那才是‘标准的形式’。”
“我亲爱的大师，”我说，又敬又畏，“如我们所愿，您的‘侍女法’确实找到了一个解答。每一位艺术家的确都有自己的隐藏签名。”
“不是每位艺术家，而是每间画坊。”他语带骄傲地说，“甚至不是每间画坊。某些悲惨的画坊，如同某些悲惨的家庭，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长年来坚持不同的意见，殊不知快乐生之于和谐，同理可言，和谐孕育着快乐。有画家试着学中国人绘画，有些学土曼人，有些则学设拉子的风格，彼此长年争执不休，始终无法达到快乐的共鸣——正如一对不幸福的夫妻一样。”
我看见他脸上明显地溢满了骄傲。权威之士的严峻神情，如今已取代了好一阵子以来弥漫在他脸上的阴郁和苍老。
“我亲爱的大师，”我说，“过去十年来，您在伊斯坦布尔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细密画家，结合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才华与气质，达到美妙和谐，进而创造并界定出了奥斯曼的风格。”
为什么不久前我诚心诚意体会到的敬畏感受，却在开口后变成了虚伪奉承？当一位才华与技巧令人们惊叹的大师接受赞美时，是否不得不抛掉权威和影力，甚至变得有点可悲，才可能听到诚恳的赞语?
“那侏儒躲到哪儿去了?”他说。
他这么说，有点想要转变话题，好像一位权威人士尽管很高兴听到阿谀谄媚，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妥。
“尽管您是熟谙波斯传说和风格的伟大大师，但您更创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绘画世界，彰显奥斯曼国的光荣与力量。”我耳语道，“是您，用艺术呈现出了奥斯曼帝国宝剑的力量、奥斯曼帝国伟业的光明色彩、对器物发明的热忱投注，以及安逸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亲爱的大师，能与您一同欣赏这些著名前辈大师的经典杰作，是我毕生的光荣……”
我继续这样轻声赞美了很久。置身恍若废弃战场的宝库，处于冰冷的黑暗与拥挤的混乱中，我们的身体靠得如此之近，使得我的耳语变成了某种亲昵的情感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