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不知为什么，平时精打细算、办事果断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想做这些事。
也许，住在被战争毁坏的房子里，无论是薇拉还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情都好受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毁灭，何必要把房屋恢复原样，令人回想那些一去不返的东西呢？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后不几天，安德烈耶夫的儿媳娜塔莉娅从
不久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里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用嘲笑的口吻说：“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不幸的负疚的笑容。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毁坏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使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恼得高声骂了一句，这时司机问他：“您这是骂谁，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不是在州委会忘了什么东西了？”
“忘了，忘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们倒是没把我忘了。”
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又潮又冷。打碎的玻璃窗上安装了胶合板，钉上了木板，房间里的墙皮许多地方都脱落了。要用水桶到一楼去提水。房间里用铁皮小火炉取暖。有一个房间封上了，他们没有使用厨房，这间房子就作了存放柴禾和土豆的贮藏室。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孩子，以及跟随他们从喀山迁来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过去做饭厅的大房间里。薇拉住过的那个紧挨厨房的小屋里往着安德烈耶夫老头。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可以把天花板和墙壁修理一下，安上砖砌的炉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里有所需要的材料，也有技术娴熟的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