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科学领域是个失败者，是个依赖于他人成果的寄生虫和边缘人——这种感觉并没有从我身上消失。事实上它从未消失过。我又像以前那样躁动不安了，也许是因为洛根的坠落，也许是被帕里骚扰所致，或许要归咎于出现在我和克拉莉莎之间的一道细微的情感裂痕。显然，困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并不能帮助我找到不安的源头或者解决办法。二十年前，我也许会花钱请个职业心理医生听我唠叨，但曾几何时，我已经对谈话疗法失去了信心。在我看来，那只是一桩让人假充时髦的骗局。如今我更喜欢开车解闷。在我收到帕里的第一封信的几天后，我开车前往牛津，去探望洛根的遗孀，琼。
那天清晨，公路上异常空荡，天色灰暗，光线平均，能见度也不错，而且我还是顺风，风力颇强。在陡崖前的那段平坦高地上，我几乎飙到了限速的两倍。这样势不可挡向前猛冲的高速飙行，使我必须拨出四分之一的注意力去瞟后视镜（小心警察，留神帕里），同时还要保持飙车时精神高度集中，这种状态让我感到情绪平稳，并带给我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的错觉。在距事故现场北面三英里远的地方，我沿着公路向下穿过白垩路堑，牛津谷宛如一幅异乡画卷般铺展在我的眼前。在这片平坦朦胧的绿意之中，与我相隔十六英里、关在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的，就是我此行要探望的那位伤心寡妇。我把车速降到七十，给自己更多一点时间回忆思索。
关于窗帘信号，我曾在资料库中进行过一次拉网式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我还随机地打开了几箱剪报档案查找，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方向引导，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放弃了。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用窗帘作信号的故事，而且它和帕里有些关联。我想自己最好还是停止主动探究，希望更强烈的联想能帮助我的记忆突破重围，也许会在梦中给我答案。
我和克拉莉莎的情形也没好到哪儿去。没错，我们仍然交谈，态度亲切友善，早晨上班之前我们甚至还仓促地爱抚过一阵。吃早饭时，我读了帕里的信，然后把信递给她。她似乎与我同感，也认为帕里是个疯子，而我感觉受到骚扰是顺理成章的。我用了“似乎”这个字眼，是因为她显得并不是那么真心诚意，就算她说过我是对的——我想她的确这样说过——她也始终没有真正承认自己以前犯了错。我感觉她心里还有其他想法，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可我问她时，她又否认了这一点。她皱着眉头读了那封信，读到某处时还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说：“他的文笔还挺像你的嘛。”
然后她问我，我到底对帕里说了些什么。
“我叫他滚开。”我说，口气或许过激了些。她再次问起时，我气恼地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