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第二次，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坐在了警察局里——这次是在弓街——等待接受询问。统计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随机抽样，一种否认事件重要性的有效方式。除了克拉莉莎和乔斯林之外，还有另外七位目击者一起呆在房间里——四位在邻近两张餐桌上就餐的顾客，两名侍者，还有餐厅领班。塔普先生预计第二天能在医院病床上做出笔录。那个女孩和那位老人由于受惊过度，现在还无法开口说话。
距事件发生只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已经成了晚报上的头版头条。一名侍者出去买了份报纸，我们围拢阅读，发现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常见的“餐厅,bao行”、“午餐梦魇”以及“大屠杀”，大家感到一种奇怪的兴奋。餐厅领班指着一句话，它将我称为“著名科普作家”，将乔斯林形容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而克拉莉莎则仅仅是“秀美婉丽”。餐厅领班带着职业化的尊敬朝我们点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科林·塔普是国家贸易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以经商为本，原任下议院议员，最近刚获拔擢入阁，据说他“在中东人脉颇广，而树敌也甚众”。文中还对救了塔普性命、事后又神秘消失的“一位英勇无畏、舍身一搏的食客”做了推测。报纸内版刊登了背景报道，说什么伦敦是“狂热分子的游乐场”，在这里很容易搞到武器；还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我们以往熟悉的那种天真无邪而非,bao力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云云。这些报道显得那么熟悉，而且出得这么快，叫人颇感诡异，就好像他们对这一主题早有筹划，仿佛我们目击的这一事件已有所安排，只是为了给这些报道增添分量而已。
有两名警探负责为目击证人录口供，但他们需要花时间做些准备。一阵兴奋过后，我们回到了座位上，一份浓重的沉寂随之笼罩周遭的空气。我们哈欠连天，露出疲倦的微笑，承认它们有极强的传染力。警方终于准备就绪，克拉莉莎和乔斯林最先接受询问。二十分钟后她出来了，坐在我身边等她的教父。她取下济慈诗集的包装，打开书籍，嗅着书页。她抓住我的手轻轻一挤，将嘴唇贴近我的耳朵。“这份礼物棒极了。”紧接着她说：“我跟你讲，乔，你就告诉他们你所看到的，好吗？不要唠叨你那老一套。”
从她先前说的一些话里我就已经明白：她没有认出帕里。现在我不打算和她争论。我是在孤军奋战啊。我只是点点头，说：“你要送乔斯林回去吗？”
“是的。我会在家等你。”
他出来了，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了。我坐下来继续等待，准备着想说的话语。餐厅领班出来后，一名就餐者进去，稍后一名侍者也进去了。我是倒数第二个接受询问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