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是一间新办的学校。它的前身十分显赫，是大名鼎鼎的“兴华公学”。由庄乐峰先生创办并任校董，并聘请北洋大学学监王龙光为校长。原校址位于戈登道，隶属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如今在礼堂里，仍看得见书法家叶广慧手书的四字牌匾。既谓“兴华”，顾名思义，是要服务于租界的华人子弟。这间学校自成一统，体制十分完善，含有小学部、男生中学部、女生中学部。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更是首屈一指。十几年间，渐树立起口碑。政商名流趋之若鹜，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等人的后辈均在此就读。
“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及中学的校舍被日军炸毁，举校向长沙与重庆等地南迁。部分留津学生失学。“兴华公学”因坐落租界未受殃及，第三任校长骆天霖，开设“特班”收留南开师生。校舍因此扩容，并改为上午、下午的两班制，以供“兴华”与“南开”的师生交替使用。
天津沦陷之后，骆天霖身先士卒，抵制日占当局推行的“亲善”教育，拒绝更换指定教材及日军武装入校。每逢重大活动坚持唱中国国歌、悬挂中国国旗，遂引起日方不满。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个清晨，前往学校途中，骆遭日方暗杀。“兴华公学”勒令关闭。是年秋，“兴华公学”全体师生及社会人士，自发组织游行请愿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z.府对骆天霖追颁褒奖令。多重压力之下，日方准予复校。民国二十八年于英租界紫竹林复校，更名“中学”。并延续原校两班制，原“兴华公学”正班改为“耀部”，“南开”特班改称“先部”。
文笙入学就读于“先部”。上午去“大丰”柜上，下午上学。每日倒也整齐有序。
各类科目，有一半是他感到陌生的，便从中学一年级学起。相对易些的，是国文。日本人成立了教育局，国文一科，将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了大半，尽数保留了古文。因为自小随昭如诵读，加之与吴先生所学。如此积累，他在同班学生中，便成为翘楚。
国文课之外，每周还有一堂“经训课”。依年级不同，他们学的是《左传》。一日讲《郑伯克段于鄢》。老师问起他们最感怀的文句。先问到文笙，文笙想一想，便说，通篇里，最好的还是引了《诗经》中的一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老师便点点头，说，卢同学是心地纯良之人。这时候，便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国难当头，还讲什么“忠孝节义”，难不成所有课程都成了“修身课”。
这句话亦有所指，日人的教育局将原先的“公民课”改成了所谓“修身课”，专讲中古圣贤。老师便问这同学选的句。他倒是毫不犹豫，说，自然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全班默然。文笙望一眼，这同学语气沉厚，模样却分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