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胃撑大了，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