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在父亲安排下，先将女生和初中学生七百多人经江南铁路送往安庆，由老师及东北协会有家眷的人带领，到安庆再乘江轮丢汉口。第二批三百多高中男生，在板桥等候下一班可以排到的车船。南京只剩下由北平迁来，全程参与建校的黄恒浩先生和新聘的校长王宇章。王校长原是黑龙江抗日地下工作的王氏五兄弟的二哥，入关后在中央军较任教官，现在临危受命，要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带往抗战后方，我家也和这第二批师生一起撤离南京。行前一个月，父亲顾虑偏远地区的治安问题，向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要了一百枝步枪交给学校，且给学生军事训练，以备路上保护师生安全。
曲家里到火车站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到了车站才知道人都涌到车站来了：成千上万。黑鸦鸦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
中山中学高中班学生背着枪，扎上绑腿，努力保护着两百多位师生上了教育部保留的车厢。我哥哥和表哥裴连举（我大舅的儿子，原也在中山念书）及十九岁的张大非，用棉被裹着我母亲把她抬上车，让她半坐半躺在一个角落，再把我和三个妹妹由车窗递进去。我的腰上栓了一个小布包，装着两个金戒指和一点钱，还有在汉口可以联络到的地址。
火车里，人贴人坐着、站着、蹲着，连一寸空隙都没有：车顶上也攀坐满了人，尽管站长声嘶力竭地叫他们下来，却没人肯下来。那时，每个人都想：只要能上了车离开南京就好。
这天近午，我父亲站在秋风已经寒冷的火车站外，二十天后将被日军屠城的鬼域街口，看着挤得爆满、连车顶都攀满了难民的火车沉重地驶离站台，他的心也载满了忧愁。日机昼夜不停地沿着长江轰炸，五百多里的长路，这些系在他心上的生命能否安然躲过一劫?
车过第一个隧道，突然听到车顶上传来哭喊声，“有人给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车内的人却连“援手”都伸不出去。
火车似爬行般开着，听到飞机声就躲进邻近的隧道，到芜湖换船时天已全黑了。为了躲避白天的轰炸，船晚上开，码头上也不敢开灯，只有跳板上点了几盏引路灯。我们终于走到码头，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拥而上的人太多，推挤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装不进人了，跳板上却仍有人拥上。只听到一声巨响，跳板断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