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有些职业作家，在被人们认真注意到的时候，会因他们的写作技巧而受到赞美。我用“作者选择”这样的说法时，口气里所带的，便是这类作家会有的那种并非很确切的自豪感。但是，事实上是我自己选择了一九四六年一月那个漆黑的雨夜里，在公共草坪上看到亨利·迈尔斯顶着一片滂沱大雨斜穿而过呢，还是这些景象选择了我？依照我这一行当的惯常做法，我从这里开始写会很方便，也很正确。可如果当时我信某位天主的话，我也会相信有那么一只手在拽着我的胳膊肘，示意我说：“去同他打招呼吧，他没看见你。”
不然的话，我怎么竟会去同他打招呼呢。如果用“恨”这个字眼来说人不算太过分的话，我是恨亨利的——我也恨他的太太萨拉。我想那天晚上的事情过后不久，亨利也开始恨我了，就像他一定曾时时恨过自己的太太以及另外那个人一样（所幸的是，那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另外那个人的存在）。所以说，这本书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不过，如果我碰巧说了亨利和萨拉什么好话的话，读者也大可以相信我：我这样做是在抵制偏见，因为我喜欢写出接近于真实的东西，甚于发泄自己接近于仇恨的情感，这是我的职业自尊心之所在。
看到亨利在这样一个夜晚跑到外面来可真是奇怪：他喜欢自己拥有的那份安逸，而且——或者说是我这么想——他毕竟有萨拉。对于我来说，安逸就像是在错误的地点或者错误的时间里勾起的错误的回忆：人在孤独的时候宁愿不要安逸。甚至在我那间起居两用的公寓，我也嫌安逸太多了。公寓位于公共草坪的南边——错误的那一边——里面还有别人丢下的旧家具。我想到雨里去散散步，在邻近的小酒馆里喝上一杯。狭窄拥挤的门厅里挂满了陌生人的衣帽——住在三楼的那个人正在招待客人，结果我错拿了别人的雨伞。我带上身后那扇镶着彩色玻璃的门，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台阶在一九四四年时被炸坏了，以后就从来没修过。我有理由记住那个场面，记住那扇结实、难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彩色玻璃门，是如何经受住炸弹爆炸的震荡的，就像我们的祖父们当时如果健在的话也会的那样。
我刚准备穿过公共草坪，就发觉自己拿错了雨伞，因为伞上裂着一条缝，雨水流进了我的防雨布衣领。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亨利。本来要躲开他很容易，他没带伞，借着路灯，我能看到他的眼睛被雨水糊住了。黑魆魆的、没有叶子的树像破水管似的耸立在那里，挡不了雨。雨水从亨利头上戴的那顶硬邦邦的浅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