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爱情是一只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动物一样：我得闭上眼睛，扭断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工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小说家写作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工作都是在无意识里进行的：在无意识的深处，当第一个字还未落纸时，最后一个字便已经写完了。故事的细节就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不必去杜撰。战争并没有搅乱那些深海洞穴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却比战争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说更重要——那就是爱情的终结。它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正在见出分晓。我说的话让她伤心落泪，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涌到我嘴边的尖刻话语，是在那些水下洞穴里给磨尖的。我的小说在掉队，而我的爱情却像倏然而逝的灵感一样迅速走向终结。
她不喜欢我写的前一本书，这倒并不令我感到奇怪。那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违反我的本意，同时也未得到外来力量的帮助。之所以要写它，只不过是因为人总得活下去，并无什么别的原因。评论家说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残存的那点曾经是激情的东西悉数都在其中了。我想也许写下一部小说时，激情会重新再来；记忆里浮现出自己从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会再次苏醒。然而和萨拉在鲁尔斯共进午餐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却什么工作也做不了。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仿佛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萨拉、亨利，当然，还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我恨那个第三者，尽管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于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试着早上写作，但没能成功；午饭时我酒喝得太多，结果下午也浪费了。天黑以后，我关了灯站在窗口。隔着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见草坪北侧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天很冷，只有紧挨着煤气取暖炉才觉得暖和，但又有点烤得慌。南边的路灯后面飘过来一些雪花，用它们粗大潮湿的手指触碰着窗玻璃。我没听到有人按门铃。女房东敲开门对我说：“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见您。”她用“有位”这个词表明了来客的社会地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还是让女房东带他进来。
我依稀觉得以前在哪儿见到过这对温和的、带着歉意的眼睛，还有这撇样式过时、因为外面天气的缘故而带着水汽的长长的小胡子。我刚把台灯打开，他便朝着灯光走过来，两只近视眼费力地张望着。我站在暗处，他看不清我。他问：“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
“是的。”
他说：“我的名字叫帕基斯。”口气俨然像是那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似的。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是萨维奇先生的人，先生。”
“哦，对对。坐吧，抽支烟。”
“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