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亲爱的，”我说，“我大老远地带着这孩子过来，这会儿他觉得自己不舒服……”
我不敢看孩子，但从斯迈思小姐看他的样子来判断，我断定他正在默默地、十分能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萨维奇先生该会自豪地承认他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了。
“让他进来坐下吧。”斯迈思小姐说。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心想：不知道萨拉隔多久就会从这个门口走进这间狭小凌乱的门厅一次？现在我算是到了X的家里了。帽钩上那顶棕色的软帽应该就是他的。我的继任者的手指——那些触摸萨拉的手指——每天都会转动这扇门的门把。现在门打开了，里面是煤气取暖炉的黄色火苗，粉红色灯罩里透出的光线穿过午后灰白色的天光，照到沙发上那面宽松的印花布套上。“我可以给你的小男孩端杯水来吗？”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雪松路之前，我在高街【32】给孩子买了份冰激凌——为的是气气他爸爸。亨利·迈尔斯正举行一个鸡尾酒会（帕基斯先生是这么报告的），所以采取行动正当其时。帕基斯先生把儿子的衣服扯扯平，然后把他交给了我。为了纪念平生头一回与一位委托人同台亮相，孩子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而我穿的是自己最糟的衣服。一些草莓冰激凌从他的匙子上滴下，溅到了他的套装上。我一言不发地坐着，直等到孩子把最后一小团冰激凌吃完。然后我问他：“再来一份？”他点点头。“还要草莓的吗？”
他说：“要香草的。”过了一会儿才又加上一句，“谢谢。”
他不慌不忙地吃起第二份冰激凌，仔细地舔着匙子，好像在抹掉指纹似的。随后我们两人便像父子一般牵着手穿过公共草坪，往雪松路走去。我想：萨拉和我都没孩子；结婚、生孩子，过甜美平淡的安生日子，难道就不比这种贪欲嫉妒、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帕基斯的报告更有道理吗？
我按响了雪松路顶楼的门铃，并对孩子说：“记住，你觉得自己病了。”
“要是他们给我一份冰激凌的话……”他开口说道。帕基斯已经训练他作好了准备。
“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记得自己刚才已经说过这句话。
“或是来点橙汁？”
“别麻烦了。”
“橙汁。”男孩坚决地说，而且又是隔了好一会儿，待她走到门口时才说了声“谢谢”。现在既然只剩我们俩了，我便朝他望了望：他正趴在沙发套上，一副病得不轻
“他们不会的。”
我揣测，来开门的是斯迈思小姐——一个头戴从义卖场上买来的那种灰不溜秋的头饰的中年妇女。我问道：“威尔逊先生住在这儿吗？”
“不住这儿，恐怕……”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二楼吗？”
“这栋楼里没有叫威尔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