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摄影又问：“五十年代末，你小姨父死了，就能留下几千元私房钱了？”
他解释说：“我小姨父家从前是做大买卖的人家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如果来不及出国，忙不迭地都想与g,m者成婚。我小姨是部队文工团的，赶上那一拨了。我大伯、父亲和小姨都是g,m军人，共同形成的红色保护伞足以让我小姨父家平安无事……”
老摄影师说：“难怪呢。”
其他人则纷纷说导演讲讲，给我们补点儿历史课。
于是，蔡晓光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家庭人事的见闻，一副深情回忆的表情：“我小姨父喜欢带我回他南方乡下的老宅去玩，村里人住的房舍全是他家的，土改还没开始，他老父亲就主动将房契地契当众烧了，让村里人到他家去爱拿什么拿什么，爱搬什么搬什么，先行一步共了自己的产。工作组一进村，他就主动将金银财宝什么的也都交了，工作组和村里人也就再没有难为他家人。留给他家的宅子也挺大，有花有树。许多瓶瓶罐罐村里人却没动的，他老父亲说那都是好东西，越往后越值钱。为了表示感谢，他老父亲送过我大伯，也送过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晚上六点多钟，蔡晓光仍在与主创人员讨论剧本。
有人对剧名不满意。
他说想出了好的就改。只要大家认为好，他听大家的。
有人说喜剧成分还欠缺。
他说有同感，问编剧自己怎么看？
编剧说，自己要追求的是使人含泪而笑的艺术效果。
他饮了一大口茶，咕嘟咕嘟涮涮嗓子，漱漱口，起身出门吐到厕所，进屋后又吸支烟，来回踱着说：“含泪而笑通常是所谓评论家的评论语言，你作为编剧，创作时内心里总想着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就很可能成为陷阱。你在电影院里究竟有几次看见别人含泪而笑了？反正我没见过。我要么见到别人哭，要么见到别人笑。活到今天，我就有一次见到别人含泪而笑，是我小姨。她三十多岁时，姨父病故了。一天她正哭，我父亲带我去安慰她，给她一个存折，说是我小姨父生前请他保管的，存折上有几千元私房钱。那时小姨倒是含泪而笑了，由衷地笑了。再说一遍，我活到如今就见过那么一次。我却没笑，我父亲也没笑。现实生活中，有人含泪而笑，旁边看着的人却很少含泪而笑。电影院里也基本如此，所以你哪些情节要让观众笑，哪些情节要让观众哭，目的一定得明确。至于观众是否含泪而笑，那因人而异，我不会强人所难，你也大可不必难为自己，明白吗？”
编剧如释重负地说：“明白，明白。”
老摄影却问：“导演，你小姨父死在哪年啊？”
他说：“五十年代末，那时我还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