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扶着春琴，出了医院的大门，走到外面的林荫道上散步。春琴告诉我，在龙冬被送去戒毒的第二天，桂秋就把一个谢了顶的中年人
同彬和莉莉是第二天傍晚离开的。临走前，同彬再次劝说春琴病愈后与我一同去南京。春琴当时还没什么力气说话，在枕头上坚决地摇了摇头。我送他们两口子到楼下。同彬嘱咐我说，春琴虽说已过了危险期，但身体还很虚弱，大夫说还得静养一阵子，“我在结算中心预交了一笔钱，足够你们住上一个月的。南京那边还有些事，我们先回去一趟，过几天再来看你们。”
两个人上了门前停着的出租车。莉莉上车后，又把后排的窗户玻璃摇了下来，把头伸出来，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笑道：“等我们好消息。”
三天后，春琴被转到了普通病房。她已经能够下床扶着墙慢慢走动了。打完点滴，我陪她到院外的树荫下乘凉。我向她说起了莉莉临走前的那句话。“等我们好消息”，这句话听上去总觉得有点奇怪，不知这两口子又在搞什么鬼名堂。春琴斜着眼瞅着我，笑道：“都落到这步田地了，你还能盼来什么好消息。莫非是他们给你找了一个新媳妇？”
几天来，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她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青龙山采石场，准备向单位请假。传达室新来了一个老头。他坐在门前的一张折叠椅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听收音机。他说他姓卞，昨天刚来这里上班，是矿长的侄子介绍进来的。我心猛地往下一沉，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职位已经让人顶了缺。我赶到厂部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位副经理，打算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几天前为何不辞而别。副经理冲我一摆手，让我什么话都不要说，“谁都有个急事，你偶尔离开几个钟头，没人怪你。可是你不辞而别、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三四天，性质就不一样了。传达室不能一日无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另外找个人来替你。”
“那我怎么办？”我还有点不死心。
“还能怎么办？”副经理反问了一句，就抱着茶杯去隔壁的房间串门去了。
我回到传达室，央求那个姓卞的老头，等我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再来搬取行李。老头是个厚道人，一连说了几个“不碍事”，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到了门外。
我搭上一辆电动三轮车返回朱方镇，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前途。早晨的凉风吹到脸上，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如果你也曾像一条狗一样，被人撵得到处乱跑，你就应当知道我所说的喜悦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了。
为了不让春琴为我担忧，丢掉工作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正好，病房里的一个老太太凌晨去世了，靠近卫生间的那张床铺暂时还空着。我可以在那儿对付一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