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样，讨厌死人了！再说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成天呆在那个图书馆里，一天到晚也不知道搞什么勾当。你竟然还夸她长得漂亮！”
按照春琴的建议，我把沈祖英与我在下午喝茶时“讲文论史”的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重写了“沈祖英”一节。
不过，春琴的建议并不都是那么荒唐可笑、蛮不讲理，有的地方，也可以说很有见地。比方说，雪兰与我离婚后，我本有一大段文字写到小武松、银娣去上海后的生活经历。可春琴说：“你一会写镇江，一会写南京，一会冒出个合肥，现在又来了个上海，搞得我头大。再说了，他们在上海跟女婿的那点事，与整个故事全不相干，我劝你还是把它划掉为好。”
你还别说，这一大段枝蔓被划去之后，文章的脉络顿时变得清晰流畅了许多。
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我还写到了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一段交往。当时，龙冬因第一次吸d被抓，经人指点，春琴硬着头皮去哀求定国出面疏通。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定在英皇酒店的一个套房里。这是春琴亲口告诉我的一段秘闻，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我在写作时已尽可能地使用了烟云模糊之法，写得极其隐晦。但当我读到这一段，因担心春琴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就直接跳了过去。后来，经过反复的斟酌，还是决定把它删掉了。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春琴没让我删我自己主动删去的段落。
不久前的一天，我打出租车去青龙山采石场搬运行李（我寄放在传达室的行李中，有我最为看重的珍宝——你知道，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全部书信）。在出租车上，我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颇为轻佻地对记者说，在中国，作家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在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像我一样，也找一个春琴这样的人做老婆，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创作自由”了。面对春琴这样一个“,bao君”，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即便她没让你删，你一旦想到可能会有的可怕后果，恐怕早就把那些会惹她生气的字句删得一个不剩了。
可问题在于，我把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纠葛删掉后，高定国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到了最后，反而更像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唉，事到如今，也只能由它去了。这个世界原本就讲不得什么是非！
不过，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尽管春琴强迫我修改自己的小说，尽管她在成为我法律上的妻子之后，立即故态复萌，蛮横霸道，试图将我重新纳入她的羽翼之下，尽管我们都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可我对我们在便通庵的生活，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