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定或传出来
，未必可以据信。无论如何，至少在《魏书》和《北史》里，崔浩案就是
个史案，是因为历史编纂而引发政治迫害。哪怕崔浩获罪另有难以考知隐情，至少崔浩被告发直接原因是他主持国史。那
们应该看看，到底是国史哪些记录引起
太武帝雷霆之怒呢？
周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里有条《崔浩国史之狱》，对这个问题进行最深入考察。周先生根据《魏书》称崔浩所修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意识到“不典”才是崔浩国史引发鲜卑人激愤主因。根据周先生考证，所谓“不典”，至少有这样两条：，关于苻坚灭代之后，代王什翼犍之死及道武帝拓跋珪被迁至蜀，崔浩如实记录，等于,bao露北魏统治者祖先羞耻屈辱；二，道武帝之父献明帝拓跋寔死后，很可能拓跋寔父亲什翼犍收继拓跋寔妻子、也就是拓跋珪母亲贺皇后为妻，造成南朝人不知道拓跋珪到底是什翼犍孙子还是儿子，而且贺皇后还跟什翼犍生拓跋觚，崔浩可能把这样事情也记入国史之中。这第二条涉及北族收继婚习俗，“盖此类事鲜卑族本不以为奇，迨太武帝时渐受汉族文化影响，乃讳言其事”。周先生考证，道武帝拓跋珪同母弟拓跋觚，其实是他母亲与他祖父什翼犍所生，“翁媳婚配，当时并不以为怪，至崔浩国书之狱后，史家始讳言之”。周先生结论是，正是这类“备而不典”直笔，伤害太武帝及鲜卑贵族自尊心，引发国史之狱。
周先生考证给后人进步思考这个问题提示方向。什翼犍代国史事模糊不清，方面自然是北魏史书忌讳造成遗忘，这是周先生已经指出，而另方面也和书写语言有关。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分离，是十六国和北朝前期大多数国家问题。代国实际行用语言是混杂古突厥语（OldTurkic）种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书面写作却只能用汉语，而且其他国家记录代国事情也只能用汉语。因此，在记录些需要音译专名时，不同译者可能会使用不同汉字，同名异译在十六国北朝文献中便极为常见，而异译通常未必能够被读者还原到同名源头上，造成异译各自存在。在《北魏道武帝鲜卑语本名》文中，把南北史料中道武帝名字各种译名归结到起，发现都是ilqän/il-qan不同汉字转写，以及对汉字转写进步省略和修饰。其实，道武帝祖父什翼犍鲜卑语本名，也是ilqän/il-qan。《晋书》记什翼犍之子翼圭背叛其父，这个翼圭在别地方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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