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吕耶的佩剑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9 / 10）

事例很多，也许让·达吕耶就是把具维京古剑当作自己随身利器。又或许，这把维京古剑对达吕耶家族有特殊意义，所以要在死后雕像上郑重地表达出来。这个说法个有力之处在于，把让·达吕耶佩剑与让·达吕耶本人之间联系变得更紧密。如果让·达吕耶是在大马士革或其他东方港口获得这把剑，那他与该剑之间结合其实相当短暂，因为他回到法国只过四年就死，家人怎会用这新物件来表达对他纪念呢？

鸢尾花造型剑首与剑格（本章底部图五）

维京剑柄部（本章底部图六）

不管对这把剑来历研究最终得出怎样结论，激动着研究者和读者，是由研究结论开始历史想象。虽然任何研究都无法复原让·达吕耶获得他佩剑历史，但研究者和读者想象似乎足以弥补这缺憾，甚至可以说，正是空间巨大想象赋予这缺憾特有文化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细节，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真实历史都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丰富联想“真”，迎合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即使在学术世界里，们也常常听到研究者之间互相询问对方有什“观点”，也就是有什结论。许多争论都是“观点”之争。然而观点本身并不是学术最重要部分，获得观点思维过程才值得仔细审查。

如果赫尔穆特·尼克尔发现导向结论是，让·达吕耶佩剑是13世纪法国骑士常用剑具，那，赫尔穆特·尼克尔自己甚至不会动笔去写这篇文章。即使他写出来，也不能引发读者热情。社会等待结论，不能是这种理所当然说法，而必须是可以点燃想象烈焰个意外、个惊喜。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间，何况所有想象都可以是那浪漫。

然而这样来，历史本身就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