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少年，突然又转到这个少年的父亲（小偷，在战争中受了伤，可能就是卡拉瓦乔）如何遇到少年的母亲；一对颠沛流离到他们家隔壁的夫妇，以及这对夫妇的患难，正当本读者的意志正在瓦解之时，翁达杰这样描述道：
他们互相也只是陌生人，正巧相逢在陌生人之间求生。他们发现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拿走，在这个似乎要延伸至他们生命尽头的钢铁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能保留得住，除了彼此。
我的顿悟大致是这样：讲故事只是幌子，翁达杰远远指着的，是各种情绪流动的轨迹。这些“人物”，也只是像容器，各种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就在这些容器里交换；翁达杰的棋谱上，他留意着车二平六，象五退七，他需要你是车，是象，但具体是谁并不重要。可当任何角色都可以退场，就像在人生里一样，每个人都变得无比重要。这一个个进进出出的陌生人，都有你不能完全了解的过去和心碎，但却足以充满一本书，或者整个宇宙。
就在我这样接受翁达杰教育，慢慢有些心得的时候，一场走得辛苦却也在审美上有相称回报的行程快结束的时候—《安尼尔的鬼魂》读完了，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读了一部关于斯里兰卡内战的小说，对于斯里兰卡内战的了解好像也没有增进多少？小说里偶尔表现的残忍场面，换成其他的时间、地点或敌我，似乎也没什么要紧的。就像这本书的几个批评者之一，古纳瓦德纳（Goonewardena），他说：“《安尼尔的鬼魂》读起来就像不停从水里拖出尸体来，但从来不探究上游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扔尸体？为什么扔？这些难道不值得知道吗？”
在这场极为政治的战争里，并不是说在道义上小说家一定要讲政治，但我只关心在技法上，如果要描写残忍，填充些干和硬的细节，难道不会更好吗？残忍不会让人感觉更真实些吗？或许可以这样推断：翁达杰要写的不是残忍，而是恐惧，小说的成功是他能设计出一套叙事，把这种恐惧的体验复制给读者。如果是这样，那未知倒的确更吓人一些。
安尼尔在伦敦学医的时候，她最关心的是一个叫作Amygdala的组织，她说像斯里兰卡语，中文里叫杏仁核。“它是大脑的黑暗区域，……恐怖记忆的储藏室。……这个神经束掌管着恐惧—如此它即掌管万物。”小说还引用了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的诗句：“我想探询看顾众生的律法。找到的却是恐惧。”
翁达杰是一个十一岁离开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但故土或许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某种形态的东方宗教，众生皆苦，要分辨出单个的人是很无趣的。佛教里把人和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作“有情”，而所谓“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