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以为能感知希钦斯大致的姿态和一两件他会提到的事情。
去年十二月，美国迎来新总统的时候，是希钦斯去世五周年，我正好完成了《致愤青》的一个新译本。这是我当年读到的第二本希钦斯。希式文风中一下让我束手就擒的特质—从2009年也是十二月份，《上帝没什么了不起》将我摁在书桌前三四个小时没有动弹开始—就是他完全拒绝屈就那些阅读能力不足的读者。一个王尔德式的论调是为了句子动人，可以随时牺牲真理，但在希钦斯的意识中，为了不折不扣地说出自己想说的意思，他并不在意丢失两三个观众。他不会怠慢自己表达的任何一个意思，即使在最鄙夷或最愤怒的时候，句子也永远保持优雅和倨傲。
在《致愤青》中，或许他唯一一次主动放松了自己的陈词滥调警报器，让某种刻板印象代替了思考，是他指出自己打开邮包，里面那些攻击他的读者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或者满纸拼写错误。他那一章就专门写来让一个独立思考者要警惕所谓“民意”。“聚合在一起的大众，往往比构成它们的单个人智力要低。如果不是这样，‘煽动家’这个词就没有意义了。”一个把“人民”两字当成咒语念的政治力量，往往是想取人民而代之。从特朗普胜选，到他在就职演说上说出“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近日又把批评他的所有媒体划为“人民公敌”，我仿佛听到希钦斯在我耳边念出《致愤青》里的这段话：
我们要杜绝势利，不要厌恶人类。但我们更不能害怕批评那些总在试图迎合民众最低劣的想法、有时还会得逞的人。如果没有所谓的民众正等候着回应这样的迎合，批评此类行径本该是毫不费力的。随便哪个愚人都可以挖苦帝王、主教或亿万富翁。但要面不改色地挫败一群,bao徒，甚至只是录制节目时的现场观众，都更需要一点坚毅。
希钦斯写过一本小书叫《为什么奥威尔依然重要》（WhyOrwellMatters），他说本来书名要用的是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里的一个词，叫作“直面的力量”（poweroffacing）。要肢解特朗普的可笑，任何一个有粗浅文字功夫的左派评论员都可以做到，但看到庸众躲在政治正确背后逃脱责任，才真的让人想念希钦斯。
每次写希钦斯，我的第一反应似乎都是把他织在一张友情和文事传承的网络中，同时也把自己受益于希钦斯的历史抽象地牵连在里面。艾米斯第一次读贝娄是希钦斯把《洪堡的礼物》塞在他手里，要他好好研习；希钦斯说自己早期文章像政治演说，是朋友们让他意识到文辞精美并不会“害意”，举了在艾米斯的影响下才读了很多纳博科夫作为例子。
最近我也做了件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