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过多而累积成种爆发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种结束和重新开始,所以他让大姐饱尝十七年病苦后缓轻下来,继而,又让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二十六块八毛工资邮电局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菜,买食堂最便宜饭,有时候,索性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十二元民办工资;二姐除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些体力零活;母亲,还有母亲,她比她任何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物质上和精神上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年,父亲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钱用于药品,那天父亲日子就会好过些,如果没有这五到六元钱,他就难熬那天因逃离而留给他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钱,又谈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日常开支,家里窘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时候。
九八二年冬,父亲病愈发严重,那时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老兵,是师图书室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想到部队医院。这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定神秘性;另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去医疗费。于是,请假回家去接父亲。记得是哥哥把、父亲和母亲送上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告别说:“父亲病怕是不会轻易好,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天父亲下世不在,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正是怀着少些内疚心情回去接父亲,可天黑前下火车,到师医院门口,父亲突然把叫住,把母亲叫住,说:“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几百里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也给医生跪下。”
当下,顿时哭。
知道,师医院远不如般县医院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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