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饭店的地下室里，九个巨大的洗衣筒漫无止尽地旋转着。这里是一个灰色的宇宙，没有窗子，不见天日。我跟汤姆·康福德和一个叫托尔罗伊的人搭档，把桌布扔进去，等机器停下后，把那些桌布拽出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其他的机器上，那些机器会用蒸汽把桌布一下下地拍平。无论我们穿什么，到头来都会湿答答地粘在身上，等到要把那些烫过的桌布放上推车，一路推去宴会厅之前，我们总要先脱个光溜溜，把衣服放到绞水机里拧干。
第一天来上工，我想着回家以后要把工作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给蕾切尔听。可到最后我全都憋在了肚子里——刚开始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为肩膀和双腿的酸痛而感到的尴尬，以及我从给晚上准备的甜点推车上偷吃了一块蛋糕而涌起的窃喜。回家后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还没干的衣服晾到栏杆上，随后便爬上了床。现在我的生活就像一只天天累到精疲力竭的井底之蛙，连我的监护人也难得见到了，因为他是在一千根辐条汇集的枢纽之处忙碌的人。在家里，我哪怕只有一点点想抱怨的苗头他都拒绝听下去。我在上班的时候干得怎么样，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一点都不关心。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加份晚班，拿一点五倍的工资，我欣然接受了。我成了电梯操作员，无趣至极，隐形在天鹅绒衬里的轿厢内，隔天晚上我又换上白色外套来到盥洗室，假装自己对客人们很重要，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我帮什么忙。小费当然多多益善，可我当班那几晚什么小费也没挣到，回到家总得过半夜了，接着还得六点起来。不，我更喜欢洗衣间的活儿。有一次，午夜都已经过了，某个派对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要我去帮忙从地窖往外搬艺术品。重要的雕塑和画作显然在战时都搬出了伦敦，藏到了威尔士的页岩矿里。略逊一筹的作品则藏在旅馆饭店的地下室里，暂时被人们遗忘了，不过现在正陆陆续续地拿出来重见天日。
我们当中没有谁真正知道标准剧院下面的隧道究竟延伸到多远，它们有可能绕遍了整个皮卡迪利广场，不过那下面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晚班员工跑来干活儿的几乎全都脱光了，然后费力把那些一样脱得光光的雕像从黑暗中搬出去。我的工作是手动操作电梯，把那些男男女女的雕像——有的缺了胳膊少了腿，有的很庄严地躺着，脚边趴着几条狗，有的正在和牡鹿搏斗——从地下隧道的迷宫里往上运到前厅。有那么一阵，整个大堂看着就像客人抵达高峰时一样。蒙着灰尘的圣徒们，有的腋下还挎着箭盒，彬彬有礼地排成一长队，就像是在等着登记入住。我挨着一位女神伸手去转动铜把手，好让我们能往上一层，由于货梯空间有限，移动不便，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