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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对全书进行核对和修改，准备择时与樊老师核对书稿。没有想到
是2017年初，父亲确诊为晚期肺癌，之后
年陷入
极度忙乱和焦虑中。2018年7月，父亲去世，整整年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出版时间推再推。令永远难忘是，从父亲生病到去世这段时间，樊老师每隔两三天就会来个电话宽慰、鼓励。她刚刚失去亲爱丈夫，而失去最疼爱父亲，失去至亲悲伤可以想见。她在电话里反复劝要想开，要往前看，从她安慰里获得力量和信心。2018年大年三十，知道樊老师个人在敦煌过，没有彭老师在起过年，定很孤单，便给她去电话。她告诉，她把老彭照片放在餐桌前，她和老彭起吃年夜饭，她对老彭说：“老彭，晚上咱俩起看春晚。”
2019年3月，樊老师对说：“顾老师，想好，要到北京去住段时间，觉得应该全力配合你校对书稿。”知道她是心疼太累，但是很担心她是否抽得出时间，因为2019年初，她刚刚荣获“改革先锋”称号，有许多许多活动等着她参加。但是她执意要来北大和起修订书稿，并且不让告诉任何人她在北京。就这样，从3月到6月，们先后躲在北大勺园和中关新园，朝夕相处，手不释卷，除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核对书稿，终于把这本书章章地修改完毕。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感谢人太多。王旭东院长多次前来探望，赵声良院长和苏伯民、张先堂两位副院长参与对部分章节核对工作。赵声良院长亲自审阅书稿并提出重要建议；苏伯民副院长就涉及石窟保护问题第九、十章给出专业性建议；张先堂副院长为第五章内容提供很多新资料，并参与校对核实第四、五、八章。董书海博士负责前期会议和录音；敦煌研究院杨雪梅同志为此书提供许多材料和照片；敦煌研究院许强同志协助做许多工作，他和马翠芸同志还负责护送樊老师往来敦煌和北京；数字中心吴健和孙志军同志提供珍贵照片，孙志军同志还拍摄封面照片。特别要感谢两位学生王哲和刘灿。王哲负责安排落实樊老师在京校稿期间切生活上问题，在后期还协助查阅材料、核对书稿。刘灿协助补录和整理部分章节回忆内容，查找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在此过程中，大家和樊老师结下深厚情谊。还要感谢樊老师两位儿子，他们是如此信任，凡是想解，对知无不言，为提供许多材料，让解到个真实母亲和妻子。特别要感谢译林出版社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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