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很可能是个跟我毫不相干的外人，我不想接受他的帮助。
我一边想着哥哥这个人可能的来历，一边走出了客厅。穿过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宛如惨叫的吱嘎声响的木头内廊，我穿上鞋子来到了屋外。我轻抚着玄关的门板，弯了一个直角，用导盲杖的前端敲打着两侧泥土，前进了大约十步，摸到了一扇拉门。接着将手指移向门把，将门拉开，轨道有些不顺，中途卡住了两次。好不容易完全拉开，鼻子顿时闻到一股宛如将腐烂的生肉浸泡在水沟内的臭气。
我在
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追究下去呢？倘若哥哥确实是假货，而且被我揭穿了秘密，年老的母亲就得一个人过日子，而我根本没有余力照顾母亲。更重要的是，母亲喜极而泣的那一幕不断盘旋在我的脑海。与哥哥重逢时的母亲，兴奋得令我担心她会突然心肌梗死。
一九八一年，访日调查团认亲活动开始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遗孤们的照片，并公布年龄、中国姓名、身体特征及失散时的状况。我与母亲得知消息后，曾一同到当时作为会场的东京代代木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寻找哥哥。可惜我们在那一年的面谈认亲中并没有遇上哥哥。周围一旦有遗孤与亲人相认，照相机的镁光灯就会闪起，传出喧闹声、欢呼声及拍手声。我跟母亲几乎没有交谈，只是各自流下了泪水。
隔年我因失明而大受打击，没有参加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我们与哥哥重逢，是在一九八三年。母亲带着哥哥来找我，一家人沉浸在团圆的快乐当中。当时我自认为见证了奇迹与幸福。
我想母亲应该从来没有怀疑过哥哥吧。每个人都会相信心中所期盼成真的事情。竟然能够与失散四十年的儿子重逢，难怪母亲会深信不疑。
或许我该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十七年来，母亲深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我怎么能伤她的心？难道我要再一次让她失去儿子？真相只要不被发现，就不是真相。每当我听见母亲那洋溢着幸福的声音，内心便萌生这样的想法。
“爸爸，”由香里低声对我说，“昨晚我又恳求了伯父一次，但他还是一样，连接受检查也不肯。或许是过阵子要出庭做证的关系，他变得很神经质。像今天早上，我看见一封写着中文的信掉在地上，只不过是好心帮他捡起来，他竟然凶巴巴地从我手中抢走——”
写着中文的信？难道哥哥跟中国那边的某个人还有私下的往来？倘若只是写给养母的信，没有必要匆忙抢夺。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寄信的对象是谁？难道是跟诉讼有关的其他遗孤？
此时我突然有了尿意，于是起身。“我去上个厕所。”
黑暗中传来哥哥的声音：“我带你去吧。”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