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咖啡厅里——你是不是隐瞒了关于我的事？”我问。
“关于你的事指的是什么？”
“我是中国人的孩子，身为日本人的母亲收养了我。大久保先生，你是不是怕我难过，所以隐瞒了这些事？”
“不，我全都照实说了。”
“但我怎么不记得你曾说过这些？”我战战兢兢地问，“大久保先生，我们那天是不是在黑猫咖啡厅见的面？时间是不是上午十点半？”
东京
我在弥漫着咖啡香气的咖啡厅里，与大久保重道相对而坐。根据稻田富子的描述，当初她和我母亲，以及眼前的大久保，三人曾到井边打水，遇上了想要抛弃婴儿的中国妇人。
“前阵子对谈时——”我小心翼翼地问，“我们不是提到我哥哥身上的烫伤，以及你跟我们一家人在东北一同逃难的往事吗？”
“什么烫伤？我可不知道有这回事。”大久保诧异地说，“而且你似乎误会了。后来我被征召，离开了开拓团。”
这部分确实与稻田富子的记忆相符。
“是啊。”
那天上午十点半，我确实是在黑猫咖啡厅内，怎么可能见的不是他？在赴约之前，我还用语音手表及家里的语音时钟确认过时间，绝对不可能出错——
绝对不可能出错？真的是这样吗？虽然街上到处都有时钟，但我的眼睛看不见，只能仰赖语音手表及家里的语音时钟。只要这两个时钟同时出错，我的时间就会完全乱掉。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偷偷在时间上动了手脚。要对大久保的手表动手脚并不容易，但若是对我的手表，就没有那么困难。
我一整天都戴着手表，只有洗澡及睡觉时才会取下，那个人除非潜入我的家里，否则不可能有机会碰触我的手表。但徐浩然就躲藏在家里
“大久保先生，你这意思是说，你后来加入了军队？”
“没错，那年应该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吧。我收到了征召令，只好抛下了农具，改拿枪杆子。我被派到苏联跟中国东北之间的边境上的碉堡内，负责警戒工作。拿枪打仗的关东军士兵一天比一天少，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长年拿着铁锹导致手掌长满了茧的农夫。”
“因为关东军都偷偷撤退了？”
“没错，我曾偷听士兵们闲聊，才知道上头征召我们只是为了凑人数，瞒过苏联侦察兵，好让关东军能够顺利撤退。说穿了，我们就像是一群伫立在碉堡内的稻草人。但苏联侦察兵可不是麻雀，他们早已看出碉堡内只剩下一群‘稻草人’而已。上头的这项策略，对苏联的进攻丝毫没有发挥吓阻效果，最后我们只好投降，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换句话说，我不可能与开拓团一同逃难。”
大久保前后的说法有着明显的不一致，而且似乎连声音也不太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