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被诛杀，要么是君主被推翻。
李硕书里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西欧、日本相比，中国的“贵族时代”为什么结束得那么早？多年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想明白。在这里，我尝试着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君主集权传统从一开始就很强，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萌芽中已初现端倪，到商周时期已经非常突出。跟西欧、日本相比，周代君主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要充沛得多，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西六师”“殷八师”那样归君主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当时人看来，国家大权只有掌握在周天子手中，才是“王道”，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一旦落到底下的诸侯、卿大夫手里，则早晚必出乱子，而且掌权的人层次越低，出乱子越快。即使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没人觉得眼前这种列国并立的局面是合理的，而是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的“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的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一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第二，贵族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家族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这就给不甘做傀儡的君主以可乘之机，利用各家族、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提拔下层制约上层，春秋各国的内乱大多因此而起。尤其是“世族政治”形成之后，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一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的“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了重振君权、复兴“周礼”的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的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的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的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各国的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的帮助下，使国家逐渐摆脱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转变为集权官僚制的新型国家。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的帮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儒家的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质。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的学生卜商（子夏）真的成了魏文侯的“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