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是较小的“核心王朝”加众多“臣服方国（部族）”的模式，周边的方国部族被商王朝的武力震慑，向商朝臣服纳贡，但又不时发生叛乱。周国早期也是这种臣服于商的外围方国。
但周人在灭商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在新征服地区广泛安插了自己的分封诸侯国，它们和原有的、现在臣服于周王朝的原住民方国并立，并且在上层实行通婚，列国的国君、贵族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感的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是封建世袭、跨国家的，以周朝王室为核心，对外围方国的上层持开放立场，外缘边界比较模糊，只要认同周王朝的权威，就可以被接纳。
和商王朝比较，周人的优胜之处就在于他们比较开放，特别是用上层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国、部族的地缘阻隔，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国历史从此告别商代的较为蒙昧和封闭。
当然，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用上层阶级的认同感去克服地域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被完全无视了，他们被认为完全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改变命运，只要世世代代为上层贵族“劳力”就足够了。这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度，几乎没有社会流动。
也许这是幅员较广的初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但这种静态社会模型也会逐渐走到尽头。可能是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和技术分工变得复杂，也许首先是统治阶层人口增长远远超出总人口增长率，有些得不到世袭特权和晋升机会的贵族“支庶子弟”，开始憧憬流动性更强的游戏规则；同时，人口增长、农业开发使以前僻处草莱的各方国都膨胀起来，各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争夺人口、国土的重要性，国际间的上层阶级认同感就要转换成地域国家意识了，君主开始削夺贵族的世袭权力，建立官僚制，将国家的统治延伸到普通农民，实现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以此富国强兵，在对外战争中取胜。春秋战国之交，就是这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它的成果就是战国前期列国的“变法”。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周王（天子）已经没有指麾列国的权力，而是退缩成了代表中原列国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号。列国政治的主角是贵族卿大夫，“卿”的原意是王朝或诸侯国里执掌最高权力的少数大臣，往往是个位数，原则上并不世袭，天子或者国君可以从众多大夫里面选择最为贤明的担任“卿”。“大夫”从没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尝试从春秋史料归纳它的特征，可以说“大夫”是世袭贵族，多数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诸侯国君；大夫身份通过嫡长子世袭，核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