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从我们的外婆们开始说起。想当年，葛莉娜的外婆是劳改营的知名人士，我们的外婆们则是台下的观众。她们原本是面包师、打字员、护士、工人，后来有人半夜敲门，抓走她们。她们以为这肯定是官僚单位一时失察，抓错了对象。如果无法判定哪些人清白无辜，司法体制怎么可能称得上绝对可靠？有些人被押上朝西驶过西伯利亚大草原的火车，前胸贴后背，挤在车厢里，车厢墙上布满以前一批批囚犯的姓名，模糊的粉笔污渍有如一个个鬼魅，萦绕于车厢之中。即使如此，她们依然误信司法体制百分之百可靠，甚至连被推上驳船、顺着叶尼塞河朝北漂流之时，她们依然坚守这个错误的信念。但当她们下船登岸、踏上光滑闪亮的苔原，她们的错觉终于被夏日灿烂夺目、无止无尽的阳光烧灼一空。在遥远的小城，她们的姓名遭到净化，从此自家族历史之中除名。在照片中，她们的脸孔被涂上漆黑的墨汁。我们从未见过她们，但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例证，证明她们确实曾经存在。她们在北极圈北方一百千米之处缔造了我们的家园。
啊，我们又讲到自己。我们先从葛莉娜的外婆说起吧。她原本是基洛夫的芭蕾明星，连续五年担任首席舞伶，后来因为卷入一个波兰的地下运动组织遭到逮捕。在市区任何一处灰扑扑的拥挤街道中，纤细瘦高的她，看来始终一枝独秀。虽然她跟我们的外婆们踏越同样的铁轨和小河，但她天生注定不会埋没在矿区。劳改营的营长目光如豆，人格违常，却也是个芭蕾舞的行家。两年前，他在圣彼得堡看过葛莉娜的外婆表演《雷蒙达》，而且是戏院之中率先起立喝彩的观众之一。当他在名单上偷偷瞥见她的名字，他露出微笑——以他的工作性质而言，此举可是相当罕见。他举起小酒杯，跟他的副营长干了一杯：“敬无远弗届的苏联艺术，它的力量如此宏大，甚至远及北极圈。”
在劳改营的第一年，葛莉娜的外婆备受礼遇，像是上宾，不像犯人。她的私人雅房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让她收放衣物的五斗柜、一个烧柴的炉子，陈设简朴，但是相当干净。营长一星期数度邀请她到他的办公室茶叙，他们隔着堆满登记表、配给表、函件通知、上级指令的桌子坐下，讨论瓦加诺娃教学法、首席芭蕾舞伶的大腿骨应该多长、柴可夫斯基指挥之时是否真的害怕自己会摇断了头、致使伸出左手撑住脑袋瓜。葛莉娜的外婆说营长是“胡扯联邦的忠诚国民”，因为他坚称《天鹅湖》包含一段芭蕾舞大师莫里斯·裴堤帕最出名的双人舞。除了他六岁的外甥之外，没有人胆敢如此直率地跟营长说话，但他没有削减她的配粮，也没有用九克的子弹打穿她的脑袋。他再奉上一杯茶，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