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m;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g,m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解答,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bao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bao,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没有一点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g,m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当工业g,m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而不管是今日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