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独生子，也没有经历过战乱，所以孩提时代的照片很多都留存下来了。那些照片一开始是在照相馆照的，貌似很多都经过了后期修图，慢慢地就变成由母亲来给我拍照了。在柯达的No.2型折叠自传皮腔布朗宁相机的使用说明书中，至今还夹杂着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写下的笔记。上面写着：“月夜以树为背景拍摄的淀川，将月亮置于树叶之间的位置，从而使得月光反射在水面上，十至十五分钟，在第十六分钟停止。”言辞恳切，感觉写下这些话的青年一定对母亲感情很深。
进入青春期后，我缠着母亲买来了当时卖得火热的理光双反相机（Ricohflex）。从那时，我开始自己拍摄照片，并且从那时以来，我手头上一直闲置着好几台相机。从双反相机开始装上佳能的测距仪，到出现单反相机，然后又出现了拍立得和数码相机，我一直忠实地追赶着照相机的进化轨迹。我买这些相机，并不单是为了家庭拍照，从我开始对照片与语言文字的奇妙组合感兴趣以来，也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所需。从开始写诗后不久，我也开始写那些所谓“照片故事”的诗和短文，然后又扩展至纪录片和电影电视剧的脚本、绘本的文本之类，持续至今。我和摄影家一起合作工作的机会也很多。
今天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同长野重一先生对谈。长野先生年长我六岁，但看了正在展览的长野先生的“这个国家的记忆”摄影展之后，我不禁由衷地感叹：他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呀！最早的照片是一九四五年拍摄的《空袭中被烧毁的我家》，接下来还有在东京银座拍摄的《占领军的吉普车》《占领军的交通标志》等。这些照片让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怀旧感，但我的感受不止于此。那些过去的光景重现让我感觉就在当下一样。长野先生在记录时代变化的同时，也拍下了大时代背景下持续低语般生存着的普通人的生活。这些影像告诉我们，从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那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代变化，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已。
对于拍摄对象，长野先生决不过多地移入个人感情。说起来可能让人觉得挺酷，但这里面其实有着城市人特有的轻微的犬儒主义倾向。长野先生在采访中说，当他成为自由摄影师之后，他发现对于以客观手法拍摄的照片依然可以有个人的看法。我想，主观与客观的微妙平衡，不仅对摄影，而且对所有创造性的工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吧。对谈结束之后的提问环节中，有观众问：“当你想要表现什么的时候，如何做才能避免陷入自我满足的误区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找到令你忘却自我的对象。”我很清楚，在如今这样的时代，想要找到这样的对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