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判例；公开诘问证人的情形变多，还有，在各大港口，拷问逼供的情形变少（这大概是最令外商宽心的变革）。这种新司法还开始适用于与外国人无关的案子，甚至有迹象显示已扩大适用于乡村地区。
但到18世纪时，走在进步之路的司法突然调头，严刑拷打再度愈来愈普见于许多城市，愈来愈常听到人抱怨法纪荡然和种族间,bao力相向。何以致之？
贸易模式依旧是这一改变的中心因素。17世纪中叶，中国、欧洲都出现经济大萧条，对东南亚产品的需求,bao跌，关税收入骤减，许多王国变得愈来愈乡村化，愈来愈不能包容异族和异族文化。更糟糕的是，一心欲垄断贸易且有枪炮为武器的欧洲贸易商（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势力变强，迫使愈来愈多剩下的贸易活动，由他们的船只揽下，在他们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里进行。东南亚其他港口，或因为遭欧洲枪炮的直接摧毁，或因为没有营收，而随之衰落；这些城市变得较不受统治者看重，这些城市所曾具体实践的那种较世俗化、较包容的生活方式，也遭到同样命运。讽刺的是，在当地国王成为傀儡、欧洲贸易公司才是幕后真正掌权者的地方，这情形往往最为糟糕。在这种地方，欧洲贸易公司为了尽可能压低行政管理成本，往往试图根据“当地习俗”来统治，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最易施行的法律。对当地习俗的情有独钟，往往促成他们把看来最“古老”的习俗一律重新启用，且竭力贬低他们称为“外来东西”因而不可靠的较晚近、较先进、较城市作风的做法。（这些欧洲统治者还过于一厢情愿地认为，最“野蛮”的习俗就是最“正统”的习俗；如果让习俗在某些地方成为统治准则，因而把愈来愈多生意赶入为数不多的欧洲据点，那对他们欧洲人也是好事一桩。）随着殖民行径的盛行，对外贸易不再是这整个地区开启司法改革的助力，反倒加大了“先进”“落后”两种司法制度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