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
但这类措施所提供的劳力仍不敷所需，即使新、旧热带殖民地引进的契约仆役也是如此。两百多万契约仆役（以印度人、华人居多），被运到加勒比海、印度洋、夏威夷、东非的种植园。还有更多人前往东南亚，只是他们所签的工作契约，条件差异极大，因而很难断定到底有多少人可被视作“契约仆役”。一如北美殖民地初期前来北美讨生活的白人契约仆役，这些新契约仆役要贡献一定期限的劳力（通常是五年），以偿还船费；与那些白人不同的是，工作期满所能领到的额外奖赏，通常不是一块地，而是他们许多人所拒领的返乡船票。
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人称他们是新奴隶，而这样的称呼，既可说对，也可说不对。他们的工作有期限，有工资可领，且签了合约（但如今很难断定他们签约时对这合约有多少理解）。他们仍是具法律地位的人，而非私人财产，因而有些z.府在一些重要方面明确规范他们应受的待遇。前往大英帝国的船和乘客，至少都得接受最低限度的健康检查，因而，这些航程的死亡率，只有从中国到古巴这一基本上未受管制的航程的三分之一。有些殖民地要求输入的劳工里有三分之一是女人，使契约仆役得以发展出更类似其他移民社群的聚居区。最重要的，只要是实行法律的地方，主人就较不可能非法延长契约仆役的工作期限或克扣工资（工资最后增长到几乎和欧洲较穷地区房屋构架工人一样高，而比印度或中国的同类工人工资高出许多）。但法律大体上仍是主人的工具，例如旷工可能入狱，因而他们很难称得上是“自由工”。
但对种植园主而言，以往实行奴隶制的好处，终究一去不复返。在英属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常抱怨印度契约仆役的每日产能，几乎不及非洲奴隶的一半。即使将思乡对契约仆役的影响考虑在内，由此仍可以看出当年奴隶受到何等程度的压榨，以及强制劳役一旦受到限制，即使只是些许的限制，就如何不可能再现这种产能。到了1920年，中国、印度已禁止“苦力买卖”，契约仆役不再是招募劳工的合法方式（但直至今日这仍存在，只是转入地下）。契约仆役存在期间，有些人靠这赚了大钱，有些契约仆役也改善了生活。契约仆役无疑改变了非洲许多地区、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种族混合比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招募工人的方式注定要失败。而这失败提醒世人一个难堪的事实，即光称奴隶制为“落伍”，无法解决某些非常现代之企业（和它们的顾客、银行业者等人）倚赖强制性劳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