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足够他们消化掉大部分的病痛和不安。但在这家医院的门诊，每当诊室的门打开，两三个人进去，我甚至很少能分辨出哪个是病人，哪个是家属，他们都一样镇定和凝滞。在另一家医院，这种分别会明显得多。
诊室里发出惊人音量的喊叫，外面的人都听见了，纷纷张望。我不想看，低头看自己的病历。病历已经很厚一沓，这个我专门用来上医院的包沉甸甸的，里面还装着另外一家医院的住院病历，还有一些药、各种化验单、测试结果、诊断书和发票。我把它们装在一个粉色的布包里，带着病历走上大街时，我希望自己看起来沉着而漂亮，和常人无异。当我要去打针时，还要从冰箱里拿出两盒需要冷链运输的生物制剂装进来。幸亏厦门很小，半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要去的地方，否则还要带上保温的冰袋。
现在我已经可以没什么困难地看懂病历上写的字了，这在以前无异于天书的字迹，在这些年里渐渐熟悉起来，也算学会了一门外语。这些病历里有许多位医生和护士的字，更多的是打印的资料。这沉甸甸的一包，就是我这几年经历的一部分生活。包里还有些空的药盒、药袋。以前很少能把一盒药吃完，现在相反。每天都要用一些时间，把药剥出来，清空这些盒子。我还没有清理过这个包，说实话，我有点喜欢它重重的，有时候甚至顺手了也不一定会把该扔的扔掉，仿佛这样一来，我经历的奔波苦楚会有一点分量。
那个诊室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近一尺宽，先是有三个人在门口张望，后来只剩下一个人，一个老太太，斜倚在门框上，歪着头显得饶有趣味。我横穿走廊，越过那个人把门关上了。原本我想就坐在门口看着那门，但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疲倦，又横穿走廊回到我原来的座位上。我的力气可以去关上那门，但心底并没有力气看守那扇门。
他们出来时，女孩改成趴在男人的背上。男人说：“鞋呢？”母亲模样的人向他们刚才的位置望了一眼却没有反应地又转了回去。她手上拿着一些纸片，似乎有点晕头转向。我赶紧说：“鞋在那里啊——”
男人说：“哦，没关系。”他还仓促地笑了笑，但没有看我。
老太太扶着女孩的腰，和男人一起走向走廊的另一头。她拿的纸片我很熟悉，那应该是些查血的单子。
我想，“没关系”是什么意思？是不要这双鞋了吗？女孩在喊：“黑色的鞋子不能要，只能穿红凉鞋！”
轮到我了。上个星期因为公司的事情，我没能按时赶到医院，第二天去了另一家医院试图开一样的药。导诊让我挂了一个不太对路的神经内科。医生指着我的处方说：“这种药我们医院听都没听过，这种——”他拿出手机查了一下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