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法官到来的时候，威廉·哈姆林和妻子女儿坐在华丽拥挤的最高法院大厅，第六排桃花心木长椅上，抬头看着高高的藻井天花板、大理石的柱子和古典雕像；和几十年前少年时期在芝加哥做大弥撒时一样，哈姆林心中感到既焦虑又敬畏，有一种战栗的崇高感。这天早上哈姆林的上诉将被审理，他的命运将被讨论和决定。但是不管他胜诉或败诉，他的名字和案例“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都会永远被列在法律教材——美国法学的最终审判书中。他对审判结果还抱有希望。他相信他的律师——那身材矮小且跛腿的人，在屋子前端的律师席上几乎看不到他——在他被指控的这种难以下定义的罪行方面，他是全国最能言善辩的辩护人。
但哈姆林的妻子并没有这么乐观。对于弗朗西丝·哈姆林这个意志坚定、目光敏锐的女人来说，头次来华盛顿的这趟旅行毫无意义，审理该案对房间里几百名旁听的游客和法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个有趣的大场面，但对她丈夫来说只是一个过场，最终法庭毫无疑问会确认下级法官已经做出的判决。她并不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什么更优秀的地方；在法官袍下面他们也是一般人，政治上被任命的人和有偏见的仲裁人，尽管还没出现在法官席上，他们却已经预先决定了她丈夫的命运，那布有浮雕的铮亮的法官席，在她面前像个祭坛般阴森地若隐若现。
作为妻子，她坚定地支持这个常被起诉的出版商，默默地忍受着多次审判所带来的苦难，他1948年娶她时她是个寡妇，他慈爱地收养了她四个年幼的孩子，因此她深深地痛恨其他人对他道德品性妄加评判的傲慢；最后那年，她对全国执法者愈发怀疑和冷嘲热讽。美国司法部长约翰·M.米切尔，曾亲自让大陪审团起诉她丈夫发行插图版报告，但司法部长自己现在正因在水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1971年非难报告时看起来是多么一本正经，在受到行贿和逃税的指控后已经被迫辞职。全国无人比肩的伪君子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因为他的水门诡计被绝望地困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广播和电视新闻报道每天都在推测他会被弹劾或入狱。
然而，这周早些时候在首都参观时，她注意到巨大笨重的联邦官僚体系继续维持，在纳税人头上昂贵地运转，这是她对华盛顿最骇人的印象：官僚体系规模巨大，绵延不绝的灰色建筑容纳了大量雇员，豪华轿车造成交通拥堵，还有z.府轿车到处运送数不胜数的冗余的人和杂役，薪金名单上都是他们的名字，但无疑对高效地服务美国公民毫无助益。
最高法院自身也是这样。她和丈夫穿过走廊的时候，在楼里到处都看见一间间屋子里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