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泼水节，在安红石的记忆里鲜明如昨。泼水节是傣族人在四月的春节，她作为知青到东风农场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当地最大的节日。和其他知青一样，对她来说，日子几乎总是前一天的翻版，就像一条乏味的看不到尽头的直线。但似乎就是从泼水节的那天起，时间的密度和质地发生了变化，如同河流在雨季换上裹挟红土的浊流，汹涌地扑向下游。
那年，安红石二十三岁，也许是环境磨人，她偶尔会感到自己过早地老了，一颗心沉甸甸的，全无二十出头的活力。她最好的朋友傅丹萍二十一岁，也和她一道经历了泼水节的种种。回望一九七五年，安红石能分毫不差地想起傅丹萍当时的模样。齐耳短发，幽深的杏眼，笑的时候，一颗虎牙俏皮地闪现。多年后，叫作“游雅”的电台主持人矫正了那颗牙，笑容变得齐整，安红石却觉得好友因此少了些什么。当然，从傅丹萍到游雅，其间的变化远不止那一点牙尖。
在大勐龙参加泼水节的，是七分场合唱队的一伙人，他们原本在荒僻的乡下，进城过节纯属偶然。
就连合唱团的兴起，也是偶然。追根溯源，是傅丹萍促成了他们这支小团体。丹萍有副好嗓子，和她一起出工，听她唱歌，繁重的劳动仿佛也减轻了几分。尤其在雨季，穿着湿衣服在梯田上干活，周围被雨水和雾气搅得一片朦胧，视野中只有眼前的几步路，同伴的身影被雨帘隔绝在外，鼻孔里满是植物濡湿的气味。偶然有人扯着嗓子和别人交谈，隔着重重水雾和野草，听不真切。忽然间，丹萍唱起歌来。她的嗓音并不特别清脆，而是又圆又润，温厚得像酒，穿透了空气和植物的屏障，洒遍大半个山头。四连的知青们说，听见她的歌声远远传来，只想把锄头和十字蒿一扔，躺下来看天，看云。她有时唱《长征组歌》，“索玛花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她还爱唱外国民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些她只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才唱。
有一次分场支书老芮在山脚下听到她唱歌，便一步一脚泥走上来，站在旁边听了好久。老芮说，有特长就要发挥嘛。于是七分场成立了合唱队，从各连队抽调成员，利用工余排练，还到其他分场搞巡回演出。排练占用了本来就不多的个人时间，好处则是，合唱队演出的日子，白天赶路，不干活也算全勤。换句话说，用唱歌抵开山挖土种树等重体力劳动，是桩好买卖。那些一开始嫌排练辛苦而退出的人，后来纷纷想回合唱队，老芮说，g,m工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一律不批。
安红石属于“坚持”下来的人。她的初衷也只是和丹萍一起玩。她的音色窄，不太适合唱歌，只是因为音准
